第一百八十三章 又一段(作者經曆自述)(2 / 3)

在生產隊晚上不敢輕易出門,卻常常倚門凝思。夜幕降臨,我每每站在房門口,仰望鍋底黑的天空,心底升起無名的惆悵。我能夠挪出夜幕的包圍嗎?什麼時候?生前還是身後?曆史板著麵孔,不露哪怕是零點一秒的微笑,而它的發展,又以世紀、年代為步幅。天哪,我的生命還能熬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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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頭休息一般是找塊幹淨一點的地方坐下緩緩,擰棒旱煙抽抽,或者幹脆仰躺在地上,閉目養神。也有進行娛樂的,而最方便的娛樂方式是“狼吃羊”:找個柴棒在地上畫個經緯交織的棋盤,再撿幾粒隨處可見的羊糞蛋,兩個人就可以“對弈”。輸了怎麼辦?常見的懲罰是贏家在輸家的額頭彈“蹦殼”。年輕人彈起來力度大,有時彈得砰砰響,連輸幾盤的輸家,額頭就叫彈得紅紅的。大家圍著他哈哈一笑,下地幹活又像是剛開始時那樣精力充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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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農活,可以邊幹邊玩。譬如,用背鬥背糞、背土,就可以邊走邊劃拳。思想集中在拳上,就不怎麼注意肩上、背上的重量了。我蹩腳的劃拳術,就是在園子背羊糞、背陽土(麵朝南的土崖上的土)時,從勞動夥伴張學義、喬貴銀等人那裏學來的。肩頭、脊背壓著幾十斤重的東西,搖搖晃晃走幾十步,還要扯著嗓子喊“一定你輸”“兩家好”“三星高照”“四季來財”“五魁壽”等,手上變換著花樣。這就是苦中作樂,自娛自樂吧。負有監工使命的餘老漢,見此情景,不來幹涉,隻是這些人站下來劃拳,影響勞動效率了,才過來輕輕地提醒一句:“閑的,快背咯(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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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相信黑子會咬我,卻擔心這家夥咬別人。狗崽毛毛茸茸、胖乎乎,人見人愛,小莊子裏五六歲、七八歲的娃娃常到狗窩邊撩黑子。我擔心它萬一咬了人,我就說不清了。大家都是好出身,我一個“分子”,平時與大家倒也相處得好,平安無事,可是一旦出了事,“養狗搞階級報複”,也是掛在嘴邊就能說的。那時,我替狗頂罪不說,人家的娃娃真落下個後遺症,如何是好。可是,我怎麼說,怎麼阻攔,都無濟於事,還是一撥一撥地來逗黑子。有一次,黑子真的齜牙咧嘴,嗚嗚地吼了起來。我怕極了,也真的急了,抓起剩下的兩隻狗崽扔向荒野——絆死“狗日的”算了,免得給我惹麻煩。結果,一隻當場絆死,一隻還在凍地裏叫喚。我不忍心,又去抱了回來,放在狗窩裏。可能是受了內傷,第二天還是死了。黑子把死崽抱在懷裏好半天不放,直到我強行把死崽拉出來埋了,它才忘了一幹二淨。

我的確夠自私的了。為了自身的安全,瘋狂到“狗道”精神都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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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子和小黃這兩個畜生,伴我度過邊外山村生涯好幾年。我目睹它們相親又相鬥,既通人性又秉狗性的種種生動的表現。與它們相處,有時竟能苦中作樂。譬如,開春風和日麗的日子,揭完地搶時間洗洗衣服、被子。洗完後,坐在牆根曬暖暖,雙手撫摸分臥兩邊的一“黑”一“黃”。油光光的皮毛讓我生出一絲欣慰,它們不給我添麻煩,不給我增負擔,卻給我帶來方便、愉悅。我甚至覺得,有黑子、小黃作伴,了卻一生,不是也很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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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黑子、小黃的事,我在別的文章裏零零碎碎涉及過,但從來沒有談過它們是怎麼死的。有位學生,看了我的關於黑子、小黃的短文章後,竟在一次課間休息時專門問我,兩隻狗是怎麼死的。我搪塞過去,說以後再說吧,實際是我沒有勇氣說。現在,我得鼓起勇氣說出來:它們是被我害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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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是1970年前後,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運動的鑼鼓一天緊似一天,階級鬥爭之弦拉得很緊。生產隊開會,上頭來人說,四類分子、監督勞動者、有問題沒審查清楚者,都不能養狗。那意思很明顯,如果這些人家養了狗,對他們的監控就不能保持突襲性(狗會叫喚)。我算是“禿子頭上的虱子,明擺著”的,不是暗藏著的,又是從銀川遷趕來的,似乎沒有那麼大的危險性,所以也沒有人來勒令我殺狗。拖了一段時間以後,一位幹部顯然是奉命來通知我,他非常客氣地對我說:“你看那東西幹啥嘛?你顧不了自己,還顧著那些,哪有時間看那些子。”我當然明白他的意思。還是吃敬酒好,不能再拖了,決定結果“狗命”。我無法下手。有人對我說,隊上一位長年在外流浪的半邊子(智力弱一些人),這幾天轉回來了,他能吊狗。我找到他,請他在我明天下地的時候,把它們收拾了,狗肉、狗皮都歸他。他淌著口水興高采烈地答應了。第二天下午收工回家,我再沒有見到黑子、小黃。沒有人(包括那位半邊子)來告訴我,它們是怎麼到“天堂”的,也沒有人告訴我,誰享用了那些物質。大家是怕我傷心。

黑子、小黃在天之靈,原諒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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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堅持看報。不光是為了了解外部世界,把握申訴的最佳時機、密度和切入點,還為了激活思維,不要忘了自己是“臭老九”“反革命”。不忘“臭老九”,就會“妄想複辟”失去的腦力勞動的崗位,是為小“妄想”。想著“反革命”,就會提醒自己去申訴冤情,不會因為日子“好過了”,勞動慣了,不覺得太苦了,人比較熟悉了,就忘了自己定的“清清白白地回到人民內部”這個人生主題還沒有完成,這是個大“妄想”。小“妄想”加上大“妄想”,精神就不倒,就能撐下去。而要維持這兩個“妄想”,就經常要有外部刺激。按照當時、當地的可能、條件,獲取外部刺激最便捷的途徑就是看報。一看報我就明白無誤地確認王慶同原來是什麼人,現在又能成了什麼東西。第37節《借報信譽》裏談到我營造“借報信譽”有“另一個考慮”,就是“陰謀”通過看報不忘自己,不致丟失自我。我覺得,一旦忘了自己,丟了自我,就跟永遠閉上眼睛差不多了。

曾經有過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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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以後,內亂肇始,滄桑十年,“慶父”彈冠,國無寧日。機關農場人滿為患,本單位各色各樣的牛鬼蛇神一批一批地集中於斯,兄弟單位沒有傾倒牛鬼蛇神的設施——農場,也將他們單位的人弄來此地。農場一下子興旺發達,“物以類聚”。那一帶,因客觀需求旺盛而建立的機關農場,“雨後春筍”般地冒出地平線,那條簡易砂石公路一下子熱鬧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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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論,農場的活不算重。機關建立農場的主要目的也不是叫這些書生去生產多少農副產品,而是要叫他們承認有罪有錯,做農活就是贖罪改錯。如果不會做農活更是一種罪過,所以得服服帖帖,夾起尾巴做人。農場的管理幹部並不認真地追究誰幹活幹得怎麼樣。牛鬼蛇神們身上最大的壓力來自心理的惶恐和痛苦不知道明天有個什麼樣的具體結局等著自己。大家很少說話,倒是幾位出身正的農工,似乎不怕什麼,給大家捎來一些馬路信息。譬如,有人說,人民大會堂壁畫裏藏著一句反革命標語,叫紅衛兵發現了;女名演員×××、民主人士×××的夫人×××高跟鞋後跟裏都藏著發報機,全是美國特務;某某報紙毛主席頭像的背麵,是幾個帶有誣蔑性的字,編輯叫抓起來了。

曆史的車輪滾滾向前。碾在它輪下的,不光有擋道者,也有鋪路者。要我當鋪路的碎石子嗎?我很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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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種神經兮兮的環境中,心理自危者甚多,牛鬼蛇神們更是提心吊膽。就像笑話裏說的,被弄迷糊的解差摸著被別人剃光的腦袋,誤以為自己是和尚,卻懷疑“我到哪裏去了”一樣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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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蘭山下的草場,天地寬闊,放羊不算是太苦的差事。太陽一人高出圈,背個水壺,揣個饅頭,帶件雨衣,掂根放羊棍——俗話說,“當官憑的印,放羊憑的棍”,沒有棍趕不動羊——急急忙忙把羊放出圈,讓它們慢悠悠地吃草。我找個地方躺下,看看書,看累了海闊天空地瞎想一通。下春羔的時候,得特別操心懷羔的母羊,生怕剛下的羊羔出意外。有一回,一隻母羊下羔下了一半,卡住了。母羊急得咩咩叫,眼看羊羔不行了。我捋起衣袖,雙手捧著那個已經擠了一半在體外的熱乎乎的羊羔胴體,輕輕轉動,把它拉了出來。過去隻看別人這麼幹過,這回急了自己幹起來,也算是無師自通。我用沙子“纏”了“纏”羊羔,叫母羊聞了聞,裝進掛在胸前的褡褳。再用沙子“擦”淨手上的血汙,繼續放羊。那隻母羊一步不離地跟著我,它要自己的寶貝呢。小羊羔的心髒貼在我的胸前咚咚跳,一直到羊群進圈了我才把這個肉疙瘩掏出來放在地上。“媽媽”馬上過來圍著它轉圈,又是聞,又是舔。舐犢之情,人畜一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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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南門廣場戒備森嚴,遠遠看去,一片黃色:紅衛兵頭戴黃軍帽,身著黃軍裝,肩上斜挎一個黃包,腰上還紮一根銅頭皮帶(有的把皮帶解下來,銅頭朝下,倒提在手裏),雙袖捋到胳膊肘上,一臉的緊張和嚴肅。他們手裏晃個紅本本,嘴裏喊著剛傳入寧夏的時髦話語“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幹,誰幹?”邊喊邊舉拳頭,儼然一副“天將降大任於斯人”的無比陶醉而又無比幼稚的樣子。南門廣場上有他們的固定哨位,遊動哨位,來回跑的聯絡員,還有一些年齡很小,顯然隻是在那裏玩耍、看熱鬧的紅衛兵。每個房子的門口,都有幾個身高體壯的紅衛兵把守。被押送來的人,隻許進不許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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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從一摞舊報紙發現學“毛選”積極分子顧阿桃的事跡。她不識字,但會畫,在紙上畫一間房子,就意味著她的體會是在家裏學“毛選”,睡覺前學幾遍,聯係實際想一想,就能發現差距;畫三個人,一把掃帚,就意味著學了“毛選”知道了三個人(張思德、白求恩、愚公),會用一把掃帚(《反對自由主義》);畫三橫,表示決心三天學認一個字,一個月就可以認得“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八個字……畫一頭豬,意味著什麼;畫一顆心,又意味著什麼;等等。對此報道,我總感到納悶。

“*”開始前,我在批鬥會上曾被指為腦子裏有“蟲”。現在我的腦子在“*”實踐的“啟迪”下,裏麵的“蟲”越來越多了。我很苦悶、彷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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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親眼見,誰也不會相信:農民會頂著大日頭,當晌午蹲在自留地邊,邊咂旱煙邊端詳他的寶貝——自留地的苗苗兒。他蹲在那裏,呆呆地看著地裏的苗,似乎能聽到苗兒拔高的歡叫,能與苗兒對話。他的心融化在這些苗兒身上。每當我看到自留地邊呆呆地望著苗兒的農民,我的心就受到震動:我們在渡糧食難關的時候(20世紀60年代初),曾默認各地采取比較靈活的自留地政策,為什麼渡過了難關,它就成了十惡不赦的罪過?“資本主義的道路”批了又批,為什麼“資本主義的苗”壯而又壯?我目睹和體驗了農民對自留地的深情,明白了他們無非是想從自留地多打一點糧食,想讓生活過得好一點,哪有什麼要走“資本主義道路”這回事。想讓生活過得好一點,這種願望是批不倒的。當我真切地、實實在在地看到真相的時候,我腦子裏的“蟲”攪得我更迷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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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次是全國人民傳達的特大喜訊,大意是:毛主席把外國人贈的芒果送給清華大學的工農*思想宣傳隊了。這為什麼是全國人民的特大喜訊,我不明白,但有一點我當時就隱約感到,是不是暗含他不久前說的“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表示對“理工科大學”的支持。這個特大喜訊在生產隊傳達後,一位講實惠的青年說:“吃不著嘛!”這也是一種悲哀,一頭是別有用心的人熱得不得了,就跟老百姓說的“圈臉胡子烤火盆熱到毛梢梢上”,一頭是老百姓不冷不熱你說特大喜訊,他說“吃不著”。

那個時候,天空為喜訊所充滿。喜訊,大喜訊,特大喜訊,從遙遠的天邊飄來,生產隊的社員,除了忙種地,還得忙著接聽喜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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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爾岑說:對著聖牛發笑,意味著它已經被貶為平凡的牛了。在社員看來,那些嚴重的事情,比起“吃肚子”(吃飽肚子)來,也就是這個樣子。“聖牛”從天上掉下,變成生產隊的黃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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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次批判會,是大隊小學的學生到生產隊來開的。主題似乎是控訴階級敵人妄圖把他們培養成“修苗子”。批判會在“我們一千個不答應,一萬個不答應”的口號聲中轉入下一個“節目”——擁著我在生產隊的籃球場上遊了一圈,“煞了階級敵人的威風”後收場。這很有意思,有點唐·吉訶德的遺風。我什麼時候有機會去“培養”誰呢,我還有什麼“威風”呢。但是,會就得這麼開。因為“左”的理論和政策是按照公式來認識、詮釋世界。在公式當中,你王慶同是“反革命”,是“反革命”就是這樣的人。不過,我認為,執行公式的人也未必相信公式,隻是在按公式例行公事罷了。

我的鄉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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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趕到生產隊的當天晚上,郭登明讓我從他家借來一小袋黃米。他告訴我,一天把握在八九兩米的標準上吃。因為生產隊能夠分給的口糧,加上自留地打的,一個人的口糧就是這個數。八九兩米是多少呢,他用我的碗舀了大半碗米說,這大概就是九兩。他用自家的水桶提來一桶水,從他家的柴垛抱來一抱沙蒿柴,教我怎麼燜飯,怎麼點炕。他的家就在那個大沙壩後麵,是整個莊子離我的“家”最近的一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