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戰事，皇帝老兒發下出征行裝銀，從各個汛地抽兵，這裏抽4，5個兵，那裏抽7，8條槍，湊個2，3千兵，這就是大軍了。
山東綠營在韃靼人進攻南方的戰事中經常被抽，尤其以運河沿線戰鬥力略強的部隊為主。這樣在軍餉分配、戰後補充上，山東巡撫、總兵們肯定優先考慮西麵的野戰部隊。
登萊三營長期拿不到足額軍餉，生活很苦，病亡逃亡也得不到補充。登萊巡撫被裁撤後，沿海綠營兵沒了幫他們說話的人，生活就更苦了。
綠營戰兵足額拿餉，一年也隻有24兩銀糧的收入，這隻能勉強維持全家人溫飽，他還要從這些收入裏麵拿錢出來購買軍服、火藥應付日常訓練，完全不夠花。
登萊這3個營剩下的兵力不足1644年設定兵額的一半，隻剩下3，4000人。就是這點兵，還要分散駐紮在大半個膠東半島的汛地上，這個煙墩兩三個兵，那個所城二三十個兵。
這肯定不夠，所以山東維持麵上的海防依然要靠衛所。
明朝後期有2大毒瘤，宗室和衛所，所謂文官士紳與這倆世襲貴族相比，根本不值一提。
明朝在衛所世襲軍官身上消耗了無數社會資源。
衛所世襲軍官家族既有人繼承軍職，也有人考科舉做文官，同時掌握地方文武大權，形成一個可怕的衛所士紳體係，這些衛所軍官家族優免徭役不納田賦，山東更是全免徭役。
如山東成山衛，這個最小的衛竟然有高達17個世襲指揮。
朱元璋設立衛所時說的養兵百萬，不耗百姓一文那是徹頭徹尾的扯淡。
邊疆地區有分地的空間，但內地、沿海衛所隻有很少的地能用於耕作，衛所從一開始就依靠地方截留銀糧養兵。
百姓何辜？哪裏養得起那麼多貴族。
朱元璋、朱棣留給後人的衛所軍戶既是明朝的統治基礎，也是滅亡明朝的根本原因。
明朝後期既要維持鎮戍製下的野戰部隊，也要維持衛所世襲軍戶，這是不可能做到的。
崇禎帝大約是看明白了這個問題，曆代明皇，也隻有崇禎有膽子對衛所特權開刀，某期進士，他未錄一個軍戶，但他也隻能做到這種程度了。
韃靼人入關，他們不用背負明朝的包袱。但衛所積重難返，改起來很複雜。
韃靼人整理全國衛所大體原則為取消衛所軍事功能，軍戶改屯丁，世官改流官，軍戶小兵成為佃農，不再是世襲軍官的農奴，如民戶一般納糧征稅。原本供養衛所的地方截留銀糧上繳中央，隻此一項，就給韃靼朝廷帶去1000萬兩的中央財政收入。
韃靼人考慮到實際困難，所以在順治初年整理改革全國大部分衛所後，依然保留了山東海防衛所部分軍事功能。威海、成山、大嵩、靖海、靈山、鼇山六衛仍然像在明朝一般享有特權，不納稅不服徭役，錄取生員、舉人名額比民戶更多。
韃靼人後來也想把衛所全撤空，但阻力太大，撤不動。
山東文武，半個省的士紳全反對撤衛所。
軍戶考科舉有優待，衛所士紳自然在地方有很強的話語權。（最後終結衛所的是雍正那個愣頭青，他下決心用殺頭相威脅，才把山東沿海六衛撤幹淨，軍戶改平民，照常納稅。）
當年明軍水師黃蜚率領登州數萬軍民泛海南下，撤空了登州城，但他不可能撤空膠東地區所有軍戶。這些剩下的軍戶成為韃靼人在山東海防重要組成部分。
用韃靼軍官的話說，邊海屯民與州縣相隔較遠，與衛官親近，偶有汛防不及之處，衛官傳呼，屯民立應，大有益於海疆。以綠營汛兵為核心，有事命衛所守備千總召集屯丁民壯上城固守或是協助緝捕，這確實是不錯的做法，但這隻能應付小規模的海盜侵襲。
韃靼人此時尚未在全國修建澳門式海防炮台，海防設施依然是明軍遺留下來的那些工事。韃靼人在登萊二府沿海6衛一共有100座炮台，這些炮台全是在衛所煙墩基礎上略加改建而成，並非永久式的炮台工事。
所謂炮台不過一個三層高的夯土堆，墩台下有3間營房，頂上有間擋雨的木製茅草亭。
按編製，每座煙墩炮台需要5名綠營兵駐守。這種海防設施就是做樣子給不懂行的上官看的，因為軍餉不足，墩台平時隻有1，2個兵看門，營房是空的，無人駐守。如果有上官來巡查，才會派人去做做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