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信用風險的空間擴散及原因分析
財經視線
作者：田映華等
內容摘要：經濟飛速發展所積累的信用風險引起了政府及社會各界人士的廣泛關注，對其地域分布特征進行研究有助於防範係統性風險事件的發生。本文基於我國2005-2013年31省的空間麵板數據，采用空間計量經典的SLM、SEM模型，證明了企業信用風險存在空間擴散效應，並且與GDP增速、城鎮化率負相關，與失業率、受教育水平正相關，但第二產業比重與信用風險並無顯著相關關係。最後，本文提出了警惕高風險區域周邊信用風險抬升和盯住信用風險先導指標如GDP增速等的建議。
關鍵詞：信用風險 擴散 空間計量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迅速發展，以銀行為主導的間接金融體係對此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然而，銀行體係積累的信用風險引起了政府以及社會各界人士的擔憂，研究地域分布特征對防範風險全麵爆發大有裨益。一方麵，相鄰區域的經濟活動由於地理條件、學習模仿等原因具有市場主體特點、行業分布規律的相似性，企業違約存在空間相關；另一方麵隨著國內貿易的不斷深入，產業鏈上企業信用風險相互傳染，以致違約風險在空間擴散，而相鄰省份貿易往來更加密切，產業鏈傳染強化了風險的空間聚集特征。
國內外文獻除了研究信用風險的評估、管理與定價，近年也有較多學者將目光移至信用風險的傳染與擴散。Siem Jan Koopman， Andre Lucas（2005）用1933-1997年美國實際GDP等數據通過實證方法分析了信用風險的順周期性質。Kay Gieseckea，Stefan Weber（2005）探討了由企業之間的商業聯係而引起的信用風險傳染機製。Philippe Jorion，Gaiyan Zhang（2009）首次用實證方法分析了信用風險通過直接的商業往來而相互傳染，作者認為信用風險傳導機製包括通過預期傳導式的行業內部感染和交易對手的行業之間擴散。王倩等（2008）將企業違約分為宏觀經濟變量導致的因果傳染和問題企業之間直接的信用違約傳染，並對這種現象進行了建模分析。陳藝雲（2012）用數理模型的方式研究了供應鏈金融係統中核心企業與非核心企業之間的信用風險傳染關係，並且認為非核心企業之間的關聯性越強，交易對手風險便越大。鄭誌堯等（2014）闡述了2005-2012年美國銀行不良貸款水平與失業率、GDP增長率、CPI增長率、PPI增長率、M2增長率之間的實證關係，並建議我國商業銀行要重視宏觀經濟波動對信用風險的衝擊。陳庭強等（2011）從CRT市場的角度來研究了信用風險傳染的路徑與特征，側重點在於金融機構間的交易引致的風險擴散。
研究方法及各省信用風險現狀
自1979 年Paelinck 和Klaassen出版了《空間計量經濟學》以來，空間計量作為計量經濟學的一個新興分支不斷發展與完善，空間滯後模型（SLM）與空間誤差模型（SEM）已經較為成熟。雖然空間計量經濟學廣泛用於區域或城市經濟學等領域，但是源自實體經濟的信用風險或同樣存在空間依存關係和擴散效應，因此本文采用空間計量方法來研究信用風險擴散效應可靠且合理。
本文首先對各變量進行描述性統計，然後采用全局Moran I指數（MI）來進行空間關聯度檢驗，再分別用SLM、SEM模型來試圖研究信用風險的空間擴散機理，並用FEM模型來驗證回歸結果的穩健性。
將2005-2013年數據處理後得到以下結果：每個年份 MI值均大於0，顯示每年各省信用風險存在正相關關係，即存在風險聚集現象；從趨勢上來看，信用風險的空間關聯度在降低；雖 Z值近年有所下降，但僅在2011年、2012年Z值較低，其餘年份相關性表現為高度顯著。
依據統計局對我國東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區的劃分慣例，從2013年的不良貸款率分布來看，這三大地區呈現出一定的特征。
東部地區整體風險水平較高，省際分化較為嚴重，最高的浙江省1.89%，最低為海南省0.49%。具體來看，以浙江省為中心，位處其周邊的江蘇、上海、山東、福建、廣東等省份同樣成為東部地區主要的信用風險聚集地。自改革開放以來，沿海地區憑借地理區位優勢，經濟迅速發展。經濟的活力不僅體現在滋生了大批中小民營企業，而且還加速了行業之間、企業之間的新老更替，加之貿易依賴使得經濟波動錯綜複雜。另一方麵，與實體經濟相輔相成的金融機構發達，行業競爭激烈。因此，下沉的金融服務和複雜多變的企業經營環境共同抬高了這些地區的不良貸款率。
中部地區信用風險的平均水平與東部相差不大，但省際波動微小。從全國經濟格局來看，中部地區經濟雖沒有東部沿海地區的高速發展，改革開放以來仍然保持了較快發展。2013年中部各省人均GDP為4.04萬元，低於東部地區的6.38萬元，高於西部地區的3.29萬元。河南、湖北、湖南、安徽等中部農業大省，工業化不夠發達，貸款需求方與供給方風險偏好表現平穩，不良貸款率分化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