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史佚篇
作者：餘習忠
一些史著把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稱為“康雍乾盛世”，或曰“康乾盛世”；也有單獨將乾隆朝頌為“乾隆盛世”，或曰“康乾盛世”的鼎盛時期，因之有不少人頻頻地津津樂道那一段昔日的輝煌。大帝的聖德和偉業更是被一些文藝家炒得沸沸揚揚，即使多出自滑稽無據的胡編亂造，但隻要貼上“戲說”的標簽，也就無從挑剔了。
康、雍、乾三朝能否稱得盛世？單就清一代說，這三朝可謂興盛時期。先說康熙、雍正兩朝：康熙帝消滅南明的小朝廷，接著平定“三藩之亂”，收複寶島台灣，康、雍兩朝逐步建成並基本鞏固了適合漢地的封建統治製度。與此同時，對邊疆各少數民族采取安撫與鎮壓相結合的策略，實現了中華各民族的大統一，初步建立了比現今疆域還大的統一的大清帝國。國家的統一，社會的安定，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經濟水平處於當時世界領先地位。乾隆帝繼承祖、父遺誌，在統治比較鞏固、國力比較富盛的局麵下進行他的長期統治。那麼，康雍乾三朝能否稱盛世，康、雍兩朝姑且不論，乾隆朝能稱盛世嗎？竊實不以為然。
什麼是盛世？應當從多角度作全方位的分析，應當有一些基本的標準：科學技術發達，經濟文化繁榮，政治清明，民族和睦，社會穩定，人民富庶，國家綜合實力居世界前列。乾隆朝雖不足以稱盛世，但乾隆即位前朝，能矯正祖、父施政之弊，實行寬嚴相濟的治國方針；整治統治核心，重用賢能名臣；輕徭薄賦，調動人民生產積極性，較好地鞏固和發展了先帝遺業，呈現出了新的繁榮興旺景象。特別是有兩大政績更應充分肯定：一是重農固本，振興經濟，使中國經濟發展水平仍居全球第一；二是拓土固疆，注重防務，有效地鞏固和擴展了中華大一統帝國的疆域。可遺憾的是，時隔僅四十多年，就驟然弱不禁風，以致擋不過遠涉重洋而來的幾千紅毛藍眼賊，即從1840年開始，先後兩次鴉片戰爭，就把“巍巍”大清帝國攪得天翻地覆，整個中國從此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屈辱曆史——“盛世”禮讚餘音未了，“東亞病夫”的帽子就落到了“天朝”臣民的頭上。是什麼原因造成了如此突兀的崩落？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乾隆的所謂“夕陽盛世”，日益孕育著許多不治的毒瘤，是“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的曆史周年率的支配使然，隻是毒瘤潰散得太快罷了。
有哪些毒瘤侵害著乾隆帝國的肌體呢？
第一，帝後頻繁巡遊，首開靡費之端。乾隆十年（1745），乾隆帝曾自稱：躬行節儉，力戒豪侈。可他竟打著“效法乃祖，巡訪鄉裏，體察民情”的旗號，不惜耗費巨資，一生以巡遊為首樂，先後四次東巡謁陵，五次西幸五台，六次南巡江南，每秋打獵熱河，幾乎每年都有數月在外遊幸，可謂中國史上最能遊樂的皇帝。乾隆帝連年奉太後巡遊，王公大臣隨從，各級隆重迎送，竟尚侈麗，靡費驚人。而最大的靡費要數他踏遍秦淮花巷，嚐盡蘇杭風月的六下江南。僅以初巡江南為例：乾隆十六年（1751）正月，奉太後啟鑾，大學士傅恒等王公大臣和宮廷侍衛數千人隨行，啟程一年前，各地就在忙於準備禦舟，修築道路，布設行營行宮，演習迎送儀式。出發前又下諭：將江蘇十二年積欠地丁銀二百二十八萬多兩、安徽積欠三十點五萬餘兩捐免；浙江無積欠，將來年應征地丁錢糧折銀三十萬兩捐免。隨從人等各有幫銀俸餉，其中傅恒賞銀六百兩。帝駐蹕的城邑，各地官員以至兵丁屢有賞賜。所經之地，特別是江、浙兩省及諸州府縣，設備接送，布飾裝點，競相比豪，層層加碼，每處所費白銀平均在三十萬兩左右，超過康熙帝南巡的十倍。乾隆帝自稱：“南巡之事，莫大於河工。”實際上“不過敕河臣慎守修防，無多指示”（《南巡記》）。直到他晚年退位後才有所醒悟：自己在位六十年，“唯六次南巡，勞民傷財，作無益，害有益”（《清史稿·吳熊光傳》）——此可作為乾隆南巡的恰當的自評吧。不過，他途經黃淮交彙區，曾視察高家堰、蔣家壩等地，推動了黃河的治理；途經海寧海塘，提出具有遠見的措施，並親自試驗，終於建成數百裏石塘，對杭州、嘉興一帶防洪保安起了重要的作用。乾隆帝除了巡遊耗費，宮廷生活也極其奢糜，不僅耗掉了前代積聚的大量資財，還助長了各地官員竟尚豪侈、貪賄敲詐的腐敗之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