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史佚篇
作者：李斌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至抗日戰爭前夕，“廢除不平等條約”成為中國社會的時代最強音，各種外交問題，主要圍繞“廢除不平等條約”及其衍發的各種事件而進行。“廢約運動”則成為一場全民運動，對民國政治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一、廢約運動與南北政局
在廢約運動最為高漲之際，中國一直存在南北對峙的兩個政府，即北京政府和南方國民革命政府。
在舉國彌漫著“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強烈呼籲中，北京政府成效不甚顯著的修約政策無形中影響了其自身威信。北京政府內部希望通過“修訂”的方式達到最終廢約的目的，同時，也希望通過“修約”平息民眾的不滿，以期在廢約問題上有所作為，並緩和局勢。如關稅會議的召開，與國民黨所領導的北伐恰好同時。南方政府勢力的發展，又製約了北京政府的修約步伐。修約成效的局限性，一方麵為南方國民政府提供了反對北京政府和各派軍閥的理由，另一方麵，由於民眾普遍主張廢除不平等條約，但其緩進的做法卻逐漸失卻人心，民眾的政治重心紛紛倒向國民政府。
南方政府的廢約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革命形勢的發展。廣州國民政府在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旗幟下，反複強調“要廢約反帝，必須打倒軍閥”和“要打倒軍閥，必須廢約反帝”，從而順理成章地發動國民革命。
在北京政府展開修約外交攻勢之際，在全國民眾要求廢除不平等條約呼聲最高之時，國民政府通過激發民眾的愛國熱情，以廢約相號召，先後向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進軍，在北伐中得到各方輿論及國民實際行動的支持，推動了國民革命的順利進行。
與此同時，北京政府的修約和廢約舉措迫使列強調整對華政策，從而改變了國民政府的國際境遇。如中日交涉修約問題時，日本揚言北京政府不能代表中國，“如欲討議各項根本問題，非有南方代表參加不可”。這固然是日本拒絕修約的擋箭牌，但卻為南方國民政府躋身國家外交事務提供了機會。1926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局與遠東局發表《對於目前時局的幾個重要問題》，指出：自從北京政府宣布廢除中比條約後，日本不再主張奉係張作霖勢力冒險向南發展，英國則既忌諱南方的勝利，又不得不采取聯絡實力大增的南方的新政策——因為，帝國主義者認為，既然北方也廢除不平等條約，那麼就與南方政府無異，故而“帝國主義者並不感覺南赤格外可怕”。〔1〕在這種情況下，列強開始主動與國民政府聯係，討論對國民政府的承認等問題，無形中提升了國民政府的國際地位。
二、廢約運動與政黨政治
風起雲湧的廢約運動是一場由不同黨派、不同群體，由精英與大眾所共同發動的政治運動，對政黨政治產生了不容忽視的影響。
國、共兩黨將其合作進行的革命稱為“國民革命”，口號是“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中國青年黨自稱其革命為“全民革命”，口號是“內除國賊，外抗強權”。胡適曾說：“國民黨、共產黨及國家主義黨，均為中國青年學生所提倡，然打倒軍閥及解除外人之壓迫，實為以上三黨之共同宗旨。”〔2〕
共產黨和國民黨不但注重各種形式的鋪天蓋地的宣傳，而且更注重在實際鬥爭中發揮民眾的力量，凝聚人心，從而在複雜的政黨政治競爭中脫穎而出。與北京政府的修約政策相對應，“廢除不平等條約”成為國共兩黨政綱中的共同點，從而加速了國共合作的步伐。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將廢除不平等條約納入國民革命的範疇，引導民眾反對現行北京政府，積極支持革命。
國民黨在處理對內反對軍閥與對外廢約反帝的步驟上，是根據形勢的發展變化而變化的：或是強調安內必先排外，即隻有廢除不平等條約，打倒帝國主義，才能去除軍閥之害；或是在喚起民眾廣泛的廢約要求後，又強調打倒軍閥是廢約反帝的前提條件。國民黨的廢約宣傳，成為北伐的一麵重要旗幟，獲得了廣大民眾對北伐的支持。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國民黨一再強調“改訂新約運動”的最終目的仍是徹底廢除不平等條約，向國民宣傳“國民政府所領導之國民革命，其根本目的不在破壞而在建設一個現代國家”，而“改訂新約”正是建設現代國家的重要步驟。在軍事政治外交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下，國民黨的地位逐漸得到較為廣泛的認可，如，對1928年的關稅會議重開問題，大多數人都支持國民政府，表示不能容許北京政府作為“一個對等的第三方”加入會議。這說明在南北軍事沒有完全分出勝負的時候，國民黨的威信已遠在北京政府之上。
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即著手將廢約反帝納入革命的範疇，將廢除不平等條約逐步納入革命綱領，作為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軍閥的重要革命議題。1923年6月，中國共產黨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中，第一次明確提出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五卅慘案發生後，中共於1925年6月5日發表告全國民眾書，指出，“解決之道不在法律而在政治”，即必須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取消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切特權。大革命時期，共產黨揭露列強與軍閥間依不平等條約而存在的政治關係，揭露北京政府和軍閥在處理中外不平等條約問題上的軟弱，號召民眾支持廢約反帝的國民革命，為號召民眾反對軍閥提供了必要的原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