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登已成往事》後記
思史佚篇
作者：張永久
屈指算來，這本書斷斷續續寫了三四年，時間過得真快啊。最初的寫作動機如今已想不起來了，恍若曾卓在詩作《懸崖邊的樹》中所描述的：“不知是什麼奇異的風，將一棵樹吹到了那邊——平原的盡頭，臨近深穀的懸崖上，它傾聽遠處森林的喧嘩，和深穀中小溪的歌唱……”在寫作這本書的過程中，曾老那些優美而又令人感傷的詩句在我腦海裏反複吟詠，久久回旋。如果說我仿佛變成了懸崖邊的一棵樹，那麼在懸崖之下，在一眼望不到邊的蒼茫的深穀裏，則是一片少有人知曉的神秘風景。
跌落在深穀中的那片神秘風景，即是被後人稱之為“鴛鴦蝴蝶派”的一批作家和作品。若幹年前，提到鴛鴦蝴蝶派，我一度固執地認為那是個輕佻的詞彙，那時我並沒有完整地讀過一部鴛鴦蝴蝶派的作品，現在看來，輕佻的並不是鴛鴦蝴蝶派，而是我腦子裏的那個“固執”。對鴛鴦蝴蝶派我們知道得如此少，而知道的，又未必全都明白，於是，我一頭鑽進了那片神秘的風景地帶。
說起來“鴛鴦蝴蝶派”始終都是個模糊的概念，曾經有一段時間，幾乎所有不能劃歸左翼文學陣營的作家都被斥責為鴛鴦蝴蝶派，棍棒橫飛，帽子亂扣，在長達一個世紀的漫長歲月裏，那些人長期蒙受著不公正的待遇。如今還有誰知道：他們曾經走到新文化運動的前列引領過文學大軍；他們的作品在報刊上連載時曾出現市民排隊等候的場麵；他們曾經是中國文壇引以為驕傲的半壁江山。曆史有時候很荒誕，新文化運動之後，鴛鴦蝴蝶派遭遇多方夾攻，終於落得個七零八落的下場。
為了寫完這本書，我除了大量搜集資料和閱讀外，還進行了實地行走和考察。2009年秋天，我曾有一次江南行，來到當年鴛鴦蝴蝶派文人的密集之地，感慨良多。比如在揚州，有我所景仰的兩個鴛鴦蝴蝶派文人，一個是畢倚虹，一個是李涵秋。我和妻子雇了輛人力旅遊觀光車，遍尋全城，卻找不到畢、李的絲毫蹤影。在揚州朱自清紀念館參觀時，我向紀念館工作人員打聽畢、李的音訊，對方慢悠悠地搖頭，臉上一派茫然的神情。我再問一遍，重點說了他們是揚州近代的兩位文化名人，“您是不是記錯了？我們揚州還有這樣兩個文化名人？他們不會是文化名人的，如果是，哪有我們不知道的道理？”在對方連珠炮般的反問麵前，我感覺到的是哭笑不得。
後來來到蘇州，有友人黃惲陪同，情況要好一些。黃惲是《蘇州》雜誌的編輯，也是一位功底深厚的作家，對蘇州的近代曆史了解甚多，雨中他領著我去參觀周瘦鵑、程小青故居，興趣勃勃上路，結果卻多少有些掃興。周瘦鵑家的大門緊閉著，敲開了門，被裏頭的人擺手拒絕，黃惲的性格似乎與我相仿，沒有多說什麼，繼續領著我冒雨繞到後邊的小巷子深處，登上一座簡陋樓房的二樓，煙雨朦朧中眺望周宅後院，似乎什麼都沒有看到，又似乎什麼都看到了。然後參觀程小青故居時，見程家大門緊閉，便沒有再敲門，隻是圍著那道神秘的小巷轉悠了一會，再後來，黃惲問我要不要去看範煙橋的故居？我搖搖頭，說讓那些故居繼續存留在記憶中吧。
鴛鴦蝴蝶派文人生前所遭遇到的冷漠一直持續至今，真是讓人唏噓。好在這個世界並不全都是冷色調，這本書的寫作和出版過程中，就有一抹抹亮色多次溫暖過我的心。除開上麵提及的蘇州黃惲外，天津的學者型作家張元卿也給過幫助，尤其讓人感到溫暖的是，當書稿寫至一半時，通過電子信箱試著給湖南《書屋》雜誌投稿，沒多久便接到編輯部來信，告知《書屋》會陸續發表幾篇（後來果然陸續發表了幾篇），在此之前我與《書屋》的諸位先生並無半點交往，這種從自由來稿中選稿的編輯作風，在當今社會恐怕已不多見了，因而此處的感謝更加含有深意。需要感謝的還有我的老師、兄長映泉先生，他為這本書寫序，又在QQ中對我說：“文章千古事，文章死後還會被人注視，不能遷就。有意見盡管提，兄弟間，要弄得像個樣子才好……”這樣的話語，確實是很溫暖人心的。感謝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的編輯曾永辰先生和高為先生，是他們的辛勤勞動，使得這本書得以麵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