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漢簡一百年
意趣
作者：張德芳
在造紙術發明之前，世界各文明古國就已經有了幾千年的文字傳承和文明發展。在這一過程中，埃及人用紙草，兩河流域用泥版，印度人用貝葉，中國人則用竹木簡牘。
我們今天看到的最早的甲骨文、金文，前者用於王室的占卜，後者則主要鐫刻在銅器上。而簡牘文書，在我國曆史上曾有過多次重要發現，但年湮代久，未曾把實物保存下來。直到上個世紀初，隨著樓蘭、尼雅漢晉文書和敦煌漢塞簡牘文書的發現，才使我們對竹木簡牘的形製、規格、樣式和文字內容有了直觀的了解。
簡上書寫的文字除漢文外，還有盧文、婆羅迷文、粟特文和後來的吐蕃文等等。簡牘內容除了100多部典籍文獻外還有大量的社會經濟文書。名稱分別為楚簡、秦簡、漢簡、吳簡、晉簡等等以及前述各時代的出土帛書。
西北地區地處祖國邊疆，是秦皇漢武建立過文治武功的地方，又是絲綢之路和中西交通的重要通道。一個世紀以來在甘肅、新疆發現的大量漢代簡牘真實而生動地記載了這一曆史的全貌。
兩千年間，中國的曆史文化得以保存，竹木簡牘作為書寫材料和文字載體承擔了這一曆史重任。
簡牘的使用年代在古書裏很早就有記載。《尚書·多士》有：“惟殷先人，有冊有典”。甲骨文中的“冊”就是簡牘用兩道編繩聯起來的形式，而“典”則是雙手奉冊之形。早在公元前17世紀，竹木簡牘就已作為文字的載體進入中華文明的曆史長河。從公元前17世紀到公元4世紀的2000多年間，是簡牘時代。2000年間，中國的曆史文化得以保存、中國的古代典籍得以傳世、中華民族的智慧和知識得以繼承弘揚，是竹木簡牘作為書寫材料和文字載體承擔了這一曆史重任。
當然，甲骨、縑帛、金、石、玉、磚、瓦、陶、璽印、封泥、錢幣等等，也都附著了大量文字信息，但它們一般都用於一些特殊的場合。隻有簡牘，才兼具取材方便、製作簡易、書寫適宜、傳遞便捷、保存長久等特點，因而成為華夏民族找到的最適合的書寫材料。
正如中國古代用於日常交往的文字不是寫在甲骨銅器上，而是寫在竹木簡牘上一樣，古埃及用於社會生活的文字也不是寫在建築物的牆壁上，而是寫在紙草上。正是這種紙草和留存後世的遺跡遺物承載了幾千年的埃及文明。紙莎草是尼羅河兩岸的特有植物，剝了皮，切成木簡一樣寬窄的纖維，橫擺一層、豎擺一層，強力擠壓粘合，再浸泡去糖，然後從水裏取出曬幹，就可以用來寫字。埃及人就地取材，找到了這種適合自己的書寫材料。公元前3世紀，托勒密一世在亞力山大建起了世界上最大的圖書館，其中收藏的70多萬件卷軸書籍就是用紙草寫成的。當時許多著名的科學家、哲學家、思想家和藝術家都曾來這裏讀書、研究、講學，成就了他們科學事業的輝煌。而亞曆山大圖書館和那些用紙草製作的書籍，就成了古代世界智慧的寶藏和文明的燈塔。
現在戰火紛飛，硝煙彌漫的兩河流域，在古代卻有著無與倫比的燦爛和輝煌。從公元前3200年起，先後出現過蘇美爾王國、阿卡德王國、烏爾第三王朝、巴比倫王朝、亞述帝國等等。他們發明的文字叫楔形文字，文字的載體就是泥板。用削尖了的蘆葦把文字刻在泥版上，再把泥板曬幹或燒幹。這種文字看上去像木頭楔子，所以叫楔形文字。以1851年英國“皇家亞洲學會”正式宣布貝希斯敦銘文釋讀成功為標誌，楔形文字釋讀成功。其中阿卡德文的釋讀開啟了“亞述學”的大門，古波斯文的釋讀叩響了伊朗學的大門。截至目前，世界各地的博物館收藏了大約26萬塊刻有楔形文字的泥磚，承載了兩河流域和波斯高原的古老文化。
古代印度婆羅門教、印度教和佛教的經典是用梵文寫在貝葉上的。貝葉是一種叫貝多羅樹的樹葉。這種樹屬棕櫚科喬木，盛產於印度、緬甸、錫蘭、馬來群島及熱帶非洲。樹葉呈扇狀，葉麵平滑堅實，可書寫經文。人稱貝葉或貝多羅葉。《大唐西域記》卷十一就有（恭建那補羅國）“城北不遠有多羅樹林，周三十餘裏，其葉長廣，其色光潤，諸國書寫莫不采用”的記載。用貝葉書寫的佛經在我國和世界各大寺廟和圖書館都不難見到。
總之，文字是人類文明傳承的主要形態，而文字的載體則各民族各地區因時而異因地而異。華夏族選擇了竹木簡牘，它使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綿延不絕。
從瘋狂盜挖到科學考察，西北簡牘的發現與保存分為前後兩個階段
西北簡牘的發現以1949年為界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在前一階段，開始是在清政府風雨飄搖、國勢衰微的情況下，外國考察家、探險家一批批湧入西北，對大量千年古跡瘋狂盜挖，所獲文物陸續成了西方列強博物館的藏品。最早的樓蘭、尼雅魏晉文書和敦煌漢簡就是在這種背景下與世人見麵的。後來是在“五四”以後，中國知識界已經覺醒的情況下，由中國學術團體同瑞典斯文赫定共同組織的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從1927—1935年，曆時八年進行了科學考察，著名的居延漢簡就是在這次考察中發現的。
1900—1901年，匈牙利人斯坦因受英國政府派遣進行了第一次中亞考察，在新疆尼雅遺址掘獲魏晉漢文木簡40餘枚和怯盧文木簡524枚，法國學者沙畹受斯坦因委托對此進行研究，先發表在1905的《亞洲人雜誌》上，後又正式刊於1907年出版的《丹丹烏裏克、尼雅與安迪爾發現的漢文文書》一書中。斯坦因將之附於同年出版的《古代和闐考》一書之後。
1901年3月，瑞典人斯文赫定在樓蘭掘獲120多枚漢文木簡和36張紙文書以及大量怯盧文木簡。他將這批出土文獻委托德國人卡爾·希姆萊進行研究，希姆萊去世後，又轉交另一位德國漢學家奧古斯特·孔好古。1920年，孔好古在斯德哥爾摩出版了《斯文赫定在樓蘭發現的漢文寫本及零星物品》，公布了這批文獻。斯文赫定自己撰寫的《我的探險生涯》也記述了樓蘭簡的發現及發掘過程。
1906年4月27日到1909年1月，斯坦因完成了第二次中亞考察。他在新疆重新發掘了拉瓦克窣堵波、尼雅、米蘭和樓蘭遺址，並於1907年3月22日到5月21日，考察了敦煌附近的長城烽燧，掘獲了大量漢簡，經沙畹整理釋讀後，於1913年在牛津出版了《斯坦因在東土耳其斯坦考察所獲漢文文書》，公布了708枚漢簡的釋文和圖版。2004年7月，英國大英圖書館和倫敦大學聯合召開了“斯坦因未刊敦煌漢簡國際學術研討會”。會後由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了《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斯坦因所獲未刊漢文簡牘》，公布了斯坦因第二次中亞考察時所獲敦煌漢簡未曾刊布的2300餘枚，可見斯坦因第二次中亞考察時在敦煌掘獲的漢簡總數在3000餘枚。
1913年8月到1916年3月，斯坦因第三次考察中亞，重訪新疆尼雅、安德悅、米蘭和樓蘭遺址後，從1914年5月起，經安西到酒泉，前往喀拉浩特。除在敦煌酒泉一線漢塞烽隧再次挖掘外，還在黑城地區（喀拉浩特）挖掘了大量西夏、吐蕃、回鶻文文書。這次掘獲的166枚漢簡先交沙畹考釋，沙畹逝世後，又轉交其高足馬伯樂繼續工作。其時，中國學者張鳳在法國受業於馬伯樂，回國時帶回了馬伯樂存放的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察時所獲簡牘照片和出土編號。1931年，張氏在上海有正書局出版了《漢晉西陲木簡彙編》，其中將斯坦因第二、第三次所獲簡影彙為一編，並對第三次發現的簡文作了考釋，讓國人提前20多年看到了這批簡牘的全部內容。而馬伯樂的著作《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察所獲漢文文書》，遲至1953年才在其妻子的多方奔波下得以在倫敦出版。
居延漢簡的發現是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的重要成果。它同此前幾批漢晉簡牘的發現有著不同的國際國內環境。首先，它不同於清末民初那種外國探險家利用中國政府的昏庸愚昧而隨意胡挖濫掘的盜掘行為，而是由章程和協議規範約束的科學考察；其次，考察團團長由中瑞雙方共同出任，考察團成員由中外科學家共同組成；再次，考察經費由斯文赫定籌措，考察成果由雙方發表。尤其重要的是所獲文物必須留在中國，不許帶出國境。考察團的考古學家有瑞典的貝格曼和中國的黃文弼。黃文弼先生曾在樓蘭土垠遺址發現漢簡72枚，而貝格曼則在居延地區掘得漢簡10200多枚，這就是著名的居延漢簡，是有史以來出土數量最多且內容十分重要的一次重大發現。兩漢的居延地區隸屬河西四郡的張掖郡。兩漢政府不僅在此先後設置了居延縣、張掖居延屬國，還修築障塞烽隧，設居延都尉和肩水都尉屯兵駐守。這10000多枚漢簡就是當時管理和駐守此地的軍政係統留下的曆史檔案。
1949年以後，陝西、青海、新疆等地都有陸續發現，但較為重大的發現大都集中在甘肅。
武威漢簡主要包括《儀禮》簡、王杖簡和醫藥簡。《儀禮》簡是1959年在武威磨咀子6號漢墓發現的。整理者根據內容和形製分為甲、乙、丙三種。甲種本378簡，有《士相見》、《服傳》、《特牲饋食》、《少牢饋食》、《有司徹》、《燕禮》、《大射》七篇，除《士相見》一篇完整外，其餘六篇均有缺失。乙種本隻有《服傳》一篇，37簡，同甲種《服傳》內容相同，隻是簡形短小狹窄，字小而密。丙種本34簡，《喪服》經一篇。根據陳夢家先生研究，武威簡本《儀禮》既不是今文的兩戴本，也不是劉向的古文本，而很可能是慶氏禮的一部分，對於我們研究《儀禮》的版本、流變、思想內容和文字訓詁具有重要意義。王杖十簡也是1959年在磨咀子18號漢墓出土的。1981年又在該地發現《王杖詔令冊》26枚。二者互為補充，記錄了兩漢時期尊禮高年、優撫老人的詔令和案例，是研究古代社會保障製度和倫理關係的重要資料。武威醫藥簡，1972年出土於旱灘坡東漢墓。共92簡，包括30多個醫方，涉及內科、外科、婦科、五官科、針灸科等。總共用藥100多種，其中見於《神農本草經》者69種，見於《名醫別錄》者11種，兩書未經記載者20多種，是我國醫學的重要遺產。
居延新簡沿額濟納河流域、從金塔到額濟納河下遊居延海大約250千米的地段，在兩漢時期分屬肩水都尉和居延都尉。上世紀30年代在此發現的漢簡通稱為居延漢簡。為了區別，我們把1949年以後在該地區發現的漢簡統稱為居延新簡。居延新簡的大宗是1972—1974年間在甲渠候官遺址、甲渠塞第四隧和肩水金關三個地點發掘的。甲渠候官（破城子遺址）出簡7944枚，第四隧出簡262枚，肩水金關出簡11000多枚，總共20000多枚。這是居延漢簡的又一次重大發現，數量相當於30年代出土的兩倍，而且內容豐富，完整或基本完整的冊書就有70多個。最早的紀年簡為昭帝始元二年（前85年），最晚為東漢安帝永初五年（公元111年），前後跨越200多年，是研究這一時期西北地區政治社會和曆史文化的第一手資料。居延簡的又一次重要發掘是1999、2000、2002三年間由內蒙古考古所陸續完成的。發掘地點分別是第七隧、第九隧、第十四隧、第十六隧、第十七隧、第十八隧和察幹川吉烽隧7處，掘獲漢簡500餘枚，其中王莽時期的冊書頗為重要，現以“額濟納漢簡”命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