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校改完最後一個字，對著即將送出的稿子，終於長長地舒出一口氣。因為這意味著，長達十六個年頭的一段創作旅程，總算有始有終地結束了。這十六年——從三十七歲到五十三歲，應該屬於人的一生中精力最旺盛，也許還是創造力最強的一段歲月。在我而言，雖然不能說全部，但起碼大部分都交付給這部長篇曆史小說——《白門柳》三部曲的創作了。在眼下這一刻，三月的和風不涼不熱地吹拂到身上來，蒙上一層薄翳的淡淡陽光，在陽台外的綠樹叢中弄影，我在電腦前坐下，準備寫這篇《跋》的時候，首先湧上心來的是一種深切的慶幸——慶幸生逢一個太平的時世，使我在如此長跨度的歲月裏，得以始終保有著一個雖有間歇，卻基本上持續不斷的創作環境，一種從容沉著的著述心態。而對於文藝創作，尤其是多卷本長篇創作來說，應當是十分必要的這種環境和心態，遠的不說，起碼自鴉片戰爭以來的一百五十多年間，恐怕還沒有過。雖然未經一一細考，不過我總想，那樣一種動蕩時世，必定使得好些具備這種能力、才華和抱負的作者，因此無法施展，終至齎誌以沒，抱憾終天。
不知道是否由於我的小說竟不自量力地也試圖躋身於多卷本之列，而打算再現的那一段曆史，恰恰又是一段充滿著動蕩、戰亂、苦難和死亡的可怕曆史，因而此刻我的這種感慨就特別強烈一些？
二
我的小說所試圖再現的那段曆史，確實屬於中國封建時代的一個“天崩地解”的亂世。它正值明清兩個朝代更迭的當口，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都空前地激化，再加上新舊觀念的對立和激蕩，不同文化的衝突與融合，交織成一幅色彩斑斕、驚心動魄的圖景。其中邪惡與正義、征服與反抗、卑鄙與崇高、腐朽與新生、絕望與追求、野心與情欲，把這一時期種種色色的人性，展現得極其充分，又異常徹底。應當說，這樣一個時代，遠不能隻由一部作品來表現，也絕不是一部作品所能包容得了的。因此，我所選擇的，也僅僅是其中一個橫切麵。即從當時的知識分子，也就是所謂“士”的階層來楔入，試圖通過他們在這一時期所走過的坎坷曲折的道路，從一個側麵記錄曆史的一些足印，揭示某種發展線索。我是這樣考慮的：就17世紀中葉那一場使中國社會付出了慘重代價的巨變而論，如果說，也曾產生過某種質的意義上的曆史進步的話，那麼恐怕既不是愛新覺羅氏的入主中國，也不是功敗垂成的農民起義，而是在“士”的這一階層中，催生出了以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為代表的我國早期的民主思想。這種思想，不僅在當時是一種劃時代的飛躍，而且它對皇權專製製度的無情的、係統的批判，在被清朝統治者摧殘、禁錮了二百多年之後，仍舊以鴉片戰爭為契機，最終破關而出，而為康有為、梁啟超的變法，乃至孫中山、章太炎等人的革命提供了寶貴的精神支援。一部作品，如果打算去尋找和表現那些代表積極方麵的、能夠體現人類理想和社會進步的事物的話，那麼在我看來，這似乎是一種合適的選擇。
三
當然，小說畢竟是小說，光決定了立意還僅僅是有了一個出發點，要形象地加以表現，還必須有情節和人物。《白門柳》三部曲長達一百三十萬字，其實隻寫了三年間的事情——明朝覆亡前夕的崇禎十五年三月到當年的十二月；李自成農民軍攻入北京之後，南明弘光政權在南京建立及其崩潰的崇禎十七年四月到次年的五月；以及同年六月到次年的五月，南明魯王政權在浙東建立到全線潰敗。我之所以把時空跨度作如此的緊縮，固然是由於這三年當中，社會的變動極其急劇，對立的各方短兵相接，矛盾衝突異常尖銳激烈，十分符合藝術創作必須高度集中的要求；同時也因為與之相關的主要人物的性格、行為、思想和麵目，在此期間也暴露得最為充分而徹底，不但可以追溯其來龍，而且能夠預兆其去脈。就完成人物的塑造而言，已經具備了足夠的運作空間。
此外，小說寫到的有名有姓的人物雖然上百，這些人物在書中所占的位置輕重各不相同，但貫串全書始終的核心人物其實隻是五位——錢謙益和柳如是、冒襄和董小宛，以及黃宗羲。五位人物當中，錢、冒、黃分別屬於“士”這一階層裏三種不同的類型，各有其普遍的代表性；柳、董則分屬“名妓”這一特殊社會群體中的兩種性格、追求各異的女性。當然，作為這群人的對立麵，小說還以相當篇幅寫到權奸馬士英、阮大铖，以及降清明臣洪承疇，他們應該也屬於第一層次的重要的人物。
四
隨著近年來曆史小說創作的繁榮，什麼是曆史小說的話題也再度引起人們的興趣。但是這其實是一個相當複雜難有定論的問題。由於不同的作者對這一概念的內涵和外延的理解不同，特別是所持的哲學、曆史觀念各異，因此甚至連展開對話恐怕也有困難。當然，其實也不必著急，大可以繼續各自實踐，讓讀者和時間來進行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