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就我本人而言，卻有自己所遵循的準則。在眾多的“主義”和品類中，我更傾心於現實主義的創作樣式。也許這是因為我更願意讓自己的作品承當起傳播曆史的媒介作用，更希望讓讀者能夠通過我的作品去多少了解人類前行的艱苦而壯麗的曆程，去多少感受到其中所蘊含的文化之美。而要做到這一點，我的辦法就是盡可能忠實地去再現曆史，哪怕這是永遠也不可能真正實現的主觀願望。為此，我在創作中，始終遵循嚴格的考證，大至主要的曆史事件，小至人物性格言行，都力求書必有據。就連一些具體情節，也是在確實於史無稽，而藝術處理上又十分需要的情況下，才憑借虛構的手段。也許有人會認為這種“帶著鐐銬的跳舞”未免過於自討苦吃。但是我卻覺得這正是彌補生活體驗欠缺的最好辦法。而且，隻要善於挖掘和挪展，它較之向壁虛構更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當然，強調盡可能忠實地去再現曆史，如果理解為僅僅是指的忠實地、形象地再現曆史的事件和人物，我覺得，那還是遠遠不夠的。事實上，作為社會生活的形象反映的文學作品，與以記錄和解釋進程為目的的教科書相比，與以普及曆史知識為任務的通俗讀物相比，應當具備大得多的容量，為讀者提供遠較事件（或人物）的運動過程豐富得多的東西。據我的理解，這些東西就是當時社會生活各個方麵當中，那些貌似瑣細、卻具有認識價值和審美價值的表現形式。如果把一部成功之作比喻為一架春意盎然的繁花，那麼人物塑造的部分自然屬於主體——花朵，而基本的曆史事件恐怕算是起支撐作用的架子。隻有經過作者以獨特的審美眼光和敏銳的思想觸角加以篩選和探究過的社會生活諸形態，才是扶持著花朵使之儀態萬方的綠葉繁枝。這是作者顯示其思想素養和藝術創造力的又一重要方麵，也是使作品顯得內涵豐厚、婀娜多姿的有效手段。因此，我在創作中，不僅十分注意曆史事件本身的表現，而且尤其注意事件以外的曆史生活的表現；不僅致力研究曆史事件檔案中記載了的東西，同時也力圖旁及曆史事件檔案中所“沒有”記載的東西。盡可能把目光放得廣一些，筆勢放得開一些，舉凡當時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包括哲學、宗教、體育、建築、習俗、禮儀、烹飪、科技、教育、法製、災異等等，我都視為使作品的“枝葉”變得豐滿繁茂的重要材料，並把他們充分調動起來為創作服務，當然，這絕不等於實行知識展覽和材料拚湊。我的追求始終是：設法做到在上述平凡的社會生活諸形態中，發現具有美學價值的那種“不平凡”，也就是“道人人心中所有，寫人人筆下所無”，並使之有機地糅合在藝術的總體描寫之中。不過，追求是一回事，能否做到又是另一回事。這就隻能留待讀者去評判了。
五
小說創作，基本上是一種個體勞動。短篇如此，長篇也是如此。而長篇創作，特別是多卷本的創作，由於耗費時間的漫長和遭遇險阻的眾多，尤其屬於一種“孤獨”的“長征”。在這個旅程中，來自各方麵的支持、愛護和鼓勵，對於作者來說，無疑是至為重要和十分寶貴的。時至今日，回過頭去，我深深感到在以往十六年的漫長歲月中，如果沒有許多前輩、上級和朋友們的支持和幫助——他們或者為我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創作條件，或者為編審書稿付出了心血，或者通過各方式使作者那經常陷於艱辛而疲憊的心靈受到撫慰和溫暖，獲得克服困難的力量，堅定前行的信心——那麼這部小說是肯定無法得以最後完成的。值此機會，我謹向真誠地關懷過這部書的陳越平、林江、黃浩、於幼軍；邢富沅、宋文鬱、陳浩增、李碩儒、孫雁行、蔚江、駱軍；黃秋耘、劉斯翰、饒芃子、蔡葵、黃樹森、陳永正、高風、穀守女、陳國凱、徐俊西、李樹政、林墉、林雨純、林建法、陳誌紅、程文超、王曉吟、陳錦榮、張維、徐南鐵以及其他未能一一具列的人士，表示由衷的謝意！
最後，我還要特別深切地感謝我的妻子葉紅。是她在漫長的歲月中，作出了忘我的犧牲和奉獻，我才得以在這個南國的美好春日裏，終於如釋重負地寫下以上的話。
劉斯奮
1997年3月13日於廣州梅花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