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需要怎樣的先生
品牌
山東衛視《我是先生》開播了，這是國內首檔以傳播中國傳統文化為主的綜藝節目，邀請了國內的一些名師，為觀眾開課，主推的理念的是：“有先生，中國強”。在娛樂大潮洶湧的今天，有這樣一檔節目實屬不易。看了第一期節目，形式新穎，既有馬未都等組成的“好學團”，也有一些傳統文化功底不錯的老師以展示才藝的方式亮相節目，寓教於樂，節目氣氛輕鬆快樂。
這一點是與儒家所強調的教育精神是一致的。《論語》開篇強調“悅”“樂”“不慍”四字，可以說就給教育定下了一個快樂的基調。孔子並不是一個刻板、無趣的老學究，而是個深諳快樂精神的先生，所以他會聞《韶》樂“三月不知肉味”，他“取瑟而歌”唱卡拉OK。儒家思想對快樂的肯定，明顯多於其他各家學說。孔子對教育有個重要觀點：“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在孔子看來 “樂之”比“知之”“好之”重要得多，隻有快樂的求知與謀道，知識和大道與人的生命才變得沒有間隔，圓融貫通。他不僅重視快樂教育，還期望學生“舉一反三”，為讓每個人都學會反躬自省，他小心翼翼地不為後人製定任何死板的規則，極少規定學生當做什麼、不當做什麼。孔子不僅把快樂作為教育的目的，也把它視作一種生活理想。《我是先生》很好地體現了這一傳統教育精神。
如今談起儒家教育，總認為它與西方現代教育有很大不同，這是對中國儒家最大的誤解。《我是先生》節目對這種誤解，顯然負有正本清源的使命。中國當代教育的主要危機，是把教育和知識工具化。教育和知識對人類生活，確有工具價值，但它的本質卻是精神性的，源自人類渴望真善美的天性。而工具性不過是知識的一個附屬價值，但在如今的教育理念中，卻成了一種主導價值。因為對知識本質的認知錯誤，知識或淪為財富的奴隸，或淪為權力的奴隸，或淪為利益的工具。有了這個前提，生產與傳播知識的教育體製，自然會成為人們追求權力和財富的工具。
孔子很早就注意到這個問題，所以他說“君子不器”，這裏“器”就是指器具、工具，要人們把人文之“學”與工具性知識分開。“學”在孔子的字典中，更多地指修習一種人文精神。孔子並不把“學”作為一種謀生手段，而視為生命存在的一種方式，甚至是生命的目的，他更看重的是學者如何通過學來使生命變得更為豐富。所以他說說“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所以他說，學而能不想著俸祿，是不易得的。“學”在上古時代，就有“覺”的意思，和今天“學習”的意思有很大不同。
這和當下西方現代教育的很多理念是一致的。如法國思想家布爾迪厄就對傳統大學體製的工具化，有過非常深刻的批判。在他看來，傳統大學體製已成為社會一切不平等權力關係的再生產場所，隻不過它借用了文化和知識這個符號係統。人們大多認為大學是知識的中立者，學者的使命是追求真理、促進社會整體利益。但事實上，大學異化後的功能，往往隻是為了實現權力體係的合法傳承。它通過一種貌似公平的競爭方式，掩蓋了對權力關係的傳遞。一個簡單的事實是，統治階層和特權階層的子女，比一般民眾子弟，進入名牌大學及出國升造的條件和機率都要大得多。當一個社會奉行“學曆至上”時，就是通過對人貼上“優”“劣”的標簽，使那些在名牌大學出身的特權子弟，在社會權力分配中能輕易獲得理想的地位和職業，以方便他們繼續待在社會上層。那些學曆不夠的人，自然淪落社會下層。與血統論對權力的必然傳遞不同，現代大學機製采用的是一種大機率傳遞，來實現集團或階級之間的權力關係的再生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