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文學”在建國後三十年的大時跨中反思民族的曆史。以“建設”為主調的建國初期，在這裏呈現為一派“治世”氣象，而以“階級鬥爭”為主調的自反右鬥爭到“文化大革命”的中國社會，則呈現出“亂世”景象。“反思文學”的曆史反思，主要是對於“亂世”的反思。二十年階級鬥爭的曆史，仿佛是一個長長的夢魘。這一反思，實際上是對於階級鬥爭理論的消解，與階級鬥爭曆史的徹底告別。中國當代“反思文學”擁有全民思想解放運動和改革開放後的現實依據，擁有“新時期”，擁有“今天”。《布禮》、《天雲山傳奇》、《芙蓉鎮》……
都有了“春之聲”。因此，它在對社會進程、對曆史做整體反思時，價值體係較為清晰。它帶著毋庸贅言的姿態與階級鬥爭訣別。
“反思文學”對“大災難”中以及“大災難”過後的人生進行反思時，表現出“自由選擇”的力量。中國人擁有自己堅實的土地——精神家園。他們不是無家可歸，不會走向虛無。許靈均（《靈與肉》）、章永磷（《綠化樹》）、翁式含（《相見時難》）、陸文婷（《人到中年》）、孫少平（《平凡的世界》）……他們都自由地選擇了苦難和責任，選擇了“土地”。這是九死而無悔的選擇，是對於根係“土地”的價值體係的確立。“反思文學”也向社會提出了一個迫切的重大問題，即社會如何為個人人生價值的實現提供應有的條件和良好的環境。
“反思文學”作家對曆史、人生所做的反思大多建立在親身經曆、體驗之上，創作主體意識加強。這是中國當代文學的一個更大的自覺。文學不會被災難摧毀，它反而會在災難中孕育。“反思文學”是“大災難”年代孕育的果實，是對於文學災荒年月的補償。但是不能忘記：民族為此付出的代價太大。
“改革文學”與“反思文學”密不可分。兩種文學幾乎同時存在於中國文壇。“改革”既是“反思”的依據，又是“反思”的結果。與“傷痕文學”、“反思文學”相比，“改革文學”是描寫“今天”的文學。它描寫百孔千瘡、廢墟般的現實，百廢待興而又積重難返的現實，描寫改變我們民族前途和命運的改革，表現出強烈的憂患意識。實際上，我們無法用人類已有的文學經驗、模式來衡量中國的“改革文學”。此前絕少有遭受這樣“浩劫”的民族，自身製造“浩劫”的民族。列夫·托爾斯泰筆下的俄國的貧窮、落後也相形見絀。同時，世界上也絕少有中國改革開放所創造的這樣的奇跡。托爾斯泰隻能表現對於俄國1861年的那場“改革”的不安——那是一場對於西歐模式的照搬，帶來的是社會普遍的貧窮和矛盾的激化。
“改革文學”的創作主體，不是在旁觀看，也不是在上指點，而是在內參與。作家甚至化作工廠廠長、農村生產隊長參與這場改革大業，探索改革的途徑、改革的深刻意義，表現了對人、對人的生存狀況和生存權利的關懷。如何士光的《鄉場上》，張賢亮的《河的子孫》，路遙的《平凡的世界》等。
“尋根文學”隨著“改革文學”之後出現。兩種文學都是屬於“建設”的文學。“改革文學”致力於反映從經濟上入手的改革，“尋根文學”致力於文化建設。正像“尋根文學”的主將阿城1985年說的：“目前國家的改革，是解決民生問題。有識者，應該同時在文化上下功夫。”（阿城：《又是一些話》，《中篇小說選刊》1985年第4期）主要的尋根作家不約而同地到我們民族的生存狀態中去尋找人文價值，尋找東方文化的根基。“尋根文學”透露著現代主義的自由精神，主體意識更加強烈。小說主要體現的不是反映論，而是表現論。作家執著地表現對於民族傳統文化、傳統美學的尊重、追求。這具有更大的解放意義。“改革文學”和“尋根文學”都是對於主流意識的解構。前者是對於建國後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期開始的以極端的階級鬥爭為特質的“左”傾路線下的經濟製度，以及在此之上的不正常的社會生活的解構；後者是對於以批判傳統文化為特質的主流文化的解構。阿城等人的創作在某種意義上彌合了一個文化上的斷層；《白鹿原》又為我們提供了一幅儒學治下的倫理社會生活圖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