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有血有肉、呼之欲出的“中問人物”多為老式農民。他們身上蘊藏著深厚的民族文化傳統，他們的一舉一動體現的是經濟思維而與政治思維格格不入。當急劇的社會革命運動驟然興起時，他們不是熱情響應，而是表現為三思、懷疑，富於現實感。他們靈魂的深處是根深蒂固的對於土地的熱愛，對於家庭的依戀，對於創業立家的執著。他們在社會革命運動麵前表現出的痛苦、兩難，不僅僅在於失去私有財產的表層意義上，還在於割斷與母體文化的血緣般的聯係從而失去精神家園的深刻意義上。因此，他們的出現，是對於文學上的階級典型理論的突破，客觀上構成了對於階級革命模式的消解。“中間人物”是“寫真實”的現實主義創作原則在人物塑造上的體現，是中國作家在特定的曆史條件下所做的獨具特色的創造。中國當代文學的“中間人物”取得了蘇聯作家蕭洛霍夫的小說人物舒卡爾老爹、梅譚尼可夫（《被開墾的處女地》）一樣的美學價值，趙樹理也被評論界譽為“中國的蕭洛霍夫”。
“中問人物”是“兩結合”框架中的現實主義內核。它體現著中國作家對農民的關懷，是文學精：’f申所在，具有長久的生命力，成為經年而不腐爛的“內核”。這些人物前承老通寶（茅盾《春蠶》），後啟許茂，使中國文學終究沒在這裏徹底斷裂。
革命曆史小說的位置
1958年前後湧現的一批“革命曆史”題材長篇小說，有的描寫無產階級革命走向勝利的曆程，如杜鵬程（1921～1991）的《保衛延安》（1954）在較大的規模上描寫了1947年延安保衛戰的曆史進程；吳強（1920～1990）的《紅日》（1957）描寫的是同一場革命的山東戰場的戰鬥進程；有的描寫人民中的先進分子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尋找黨、走上革命的“苦難的曆程”，如梁斌（1914～1996）的《紅旗譜》（1957）描寫朱老忠由一個反抗地主壓迫的草莽英雄成長為一個堅強的無產階級戰士，並且以他為中心，描寫了自本世紀初開始的三代農民不同的鬥爭經曆，形象地表現了勤勞、善良、災難深重的中國農民隻有在黨的領導下才能擺脫單純的經濟鬥爭而走向政治鬥爭，團結起來，戰勝階級敵人，獲得解放。楊沫（女，1914～1995）的《青春之歌》（1958）描寫生活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小知識分子林道靜不屈服於命運，由對家庭、社會的個人反抗走上階級革命、社會解放的道路，從而表現了所有追求光明、真理的知識分子，隻有把個人同國家、民族的命運結合在一起，投身到革命洪流中，才有真正的前途，才有真正值得歌頌的美麗的青春。“革命曆史小說”所體現的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革命的神聖性，同小說產生年代廣泛的社會心理——尤其是飽嚐戰亂之苦剛剛過上太平子的工農大眾和在新社會長大的青年對黨和革命的堅信程度相契合，受到普遍的歡迎。
這批“革命曆史小說”中的主人公屬於革命隊伍中有較高覺悟的一派。他們有的是功勳人物，而非權力欲者，如《保衛延安》中的彭德懷將軍；有的是信仰主義者而非盲從革命，如羅廣斌（1924～1967）、楊益言（1925～）的《紅岩》（1961）中的江姐、許雲峰等；有的是真誠派而非投機革命者，如《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靜。這些革命隊伍中的優秀分子，在共產黨打天下的時候具有代表性。他們並不把革命當成目的，不把革命當成社會常態。他們有理想，他們心裏裝著的是勞苦大眾，因此同人民群眾有著血肉般的聯係。《紅日》描寫了人民解放軍的一支山東部隊，部隊中都是具有高度覺悟的工農子弟兵，“他們不是為著少數人的或狹隘集團的私利，而是為著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而結合、而戰鬥的”。《保衛延安》描寫彭德懷將軍具有矢誌不移的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和遠大的理想、寬闊的胸襟，他告誡部下：“我們要像掃帚一樣供人民使用；而不要像泥菩薩一樣讓人民恭敬我們，抬高我們，害怕我們。”他還叮嚀下級：“我們要兢兢業業挑起黨中央交給我們的擔子，算算這個賬：革命早勝利一個月，會給老百姓減輕多少負擔哪！”他們的品質、襟懷、理想，超越了階級、集團的利益，體現了民族性格中的優秀品質，具有永存的價值，甚至業已被否定了的曆史事件中的英雄行為仍然具有久遠的意義。《紅旗譜》中的“高蠡暴動”屬於“‘左’傾盲動路線”，但是作品卻讚賞參加者的英雄行為。梁斌采用的是“文史分家”的方法。他說：“《紅旗譜》中，關於政策問題曾經反複醞釀，開始也曾想正麵批判‘左傾盲動’思想，後來想到，書中所寫的這些人，在當時都是執行者，當然也有責任，但今天在文學作品中寫起來，主要寫他們在階級鬥爭中的英勇，這樣便於後一代的學習，把批判的責任留給我們黨的曆史家去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