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流（1914～1977）的《烈火金鋼》（1958）、馮誌（1923～1968）的《敵後武工隊》（1958）、雪克（1920～1987）的《戰鬥的青春》（1958），都是描寫1942年日寇在冀中平原發動的慘絕人寰的“五一大掃蕩”，冀中軍民團結在共產黨周圍，英勇地展開反“掃蕩”。《烈火金鋼》以章回體說話形式，從抗日戰爭的這一“最艱難最危險的時候”講起，描述八百萬冀中軍民在神聖的土地上築起銅牆鐵壁，令侵略者聞之喪膽，而中國人民卻在這“烈火”中煉成為“金剛”。《敵後武工隊》描寫麵對“大掃蕩”，冀中九軍分區的共產黨組織，立即組織一支短小精悍的武裝工作隊，深入到敵後，發動群眾，打擊敵人，直到逼得敵人退縮到老巢。《戰鬥的青春》描寫抗日根據地遭到嚴重摧殘，大批“國軍”又公開投降，搞所謂“曲線救國”，派特務、奸細潛入革命隊伍內部，破壞抗戰。在革命隊伍內部，圍繞著武裝鬥爭問題產生了路線分歧。作品就是在這樣的“對敵鬥爭、反奸鬥爭、路線鬥爭、革命的兩麵政策及武裝鬥爭等各種鬥爭的互相交織”中，表現抗戰“從戰鬥到挫折，到再戰鬥，到勝利的反複性”。《野火春風鬥古城》中的地下鬥爭，也是配合此次反“掃蕩”。
孫犁（1913～）的《風雲初記》（1951～1963）在“革命曆史小說”的構架下，在揭露國民黨軍隊南下撤退、漢奸地主投降日寇、破壞抗戰的階級格局中，描寫滹沱河兩岸的五龍堂、子午鎮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建立抗日根據地的鬥爭生活。《風雲初記》承繼了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白洋澱紀事》的風格，不是描寫大規模的廝殺，甚至不去表現戰鬥的殘酷，而是通過日常生活反映風雲變幻的時代風貌，描繪抗戰年代由男女之間的愛情、夫妻之間的親情、家務事之間的常情所構成的倫理圖畫，表現蘊藏於其中的民族的靈魂。《白洋澱紀事》是寫這種民族靈魂在民族生死存亡關頭，自然地表現為“識大體、樂觀主義以及獻身精神”；《風雲初記》是寫這種民族靈魂的形成，這場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使民族靈魂得到洗禮、升華。孫犁認為：“善良的東西、美好的東西，能達到一種極致。在一定的時代，在一定的環境，可以達到頂點。我經曆了美好的極致，那就是抗日戰爭。”春兒和芒種是一對普普通通的農村青年，這場偉大的民族戰爭使他們樸素、純潔、正直的性格升華為浩然正氣，愛情和覺悟一起成熟。李佩鍾帶著心靈的創傷，投入到這場神聖的戰爭，成為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
馮德英（1935～）的《苦菜花》（1958）以膠東半島昆崳山區的王官莊為背景，描寫漢奸地主與日寇陰謀勾結，使莊上的人民群眾經受著極其嚴峻的考驗，付出了慘重的代價，而人民群眾在尖銳的鬥爭中迅速地覺悟、成長。鬥爭的殘酷，生離死別麵前人物劇烈的內心活動，麵對殘酷的考驗主人公所表現的英雄氣概，形成了一個個驚心動魄的場麵。尤其是在日寇的屠刀下，王官莊人民群眾冒著生命危險，冒領共產黨幹部做親人的義舉，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著力描寫這種生與死的抉擇，表現基於殘酷性之上的凜然正氣，是《苦菜花》的藝術特色。
知俠（1918～1991）的《鐵道遊擊隊》（1954）描寫魯南地區活躍在鐵道線上的一支遊擊隊，為了配合抗日根據地建設，配合主力部隊的作戰計劃，他們在日軍控製的鐵道線上搞機槍、撞車頭、打票車，在火車上打殲滅戰，像一把鋒利的鋼刀，插向侵略者的胸膛。《鐵道遊擊隊》展示了同侵略者一節一節的直接的戰鬥，是為中國人民泄憤、泄恨的作品。
但是，這批抗戰題材的長篇小說，缺乏這場民族戰爭的具有全局意義的大場麵，缺乏《戰爭與和平》中那樣的史詩必備的“重大的曆史事件”。這批長篇小說都不具備“史詩”的構造，都未達到《四世同堂》的高度。
這批抗戰題材小說—＿j奎同整個“革命曆史小說”都缺乏同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現實生活的聯係。《戰爭與和平》重溫半個世紀前俄國所贏得的世界性的榮譽，重構“俄羅斯精神”，是力圖以此為紐帶，實現全民族的“統一”，度過俄國所麵臨的新的危機。1958年前後出現的“革命曆史小說”缺乏這種憂患意識，缺乏這種史詩品格。在急需解決“建設”——包括經濟建設、文化建設、製度建設等諸多問題的建國後的1958年前後，屬於階級本位文學的“革命曆史小說”進入不了當代文學的主潮。
淒美的“天鵝絕唱”
1958年年底給以冷靜見長的趙樹理帶來的是更加清醒。
趙樹理建國前描寫農民革命鬥爭的作品也沒有把革命當成目的。
他筆下的農民革命總是與變革生產關係，解放社會生產力，使老槐樹下麵的人也能過上好日子密切聯係著，因此常常表現為說理鬥爭，具有溫和色彩。如《李有才板話》、《地板》等。他的《邪不壓正》的主題就是關於流氓無產者混進新政權問題，關於鬥爭擴大化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