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土地分開以後，孫玉厚老漢雖說是五十大幾的人了，但精神倒好像年輕了許多。從去年責任組開始到現在一家一戶種莊稼，僅僅一年時間，一家人就不再愁吃不飽了。對於農民來說，不愁吃飯，這簡直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這是他們畢生為之奮鬥的主要目標啊！
他們最基本的要求和最主要的問題就解決了。囤裏有糧，心中不慌。
孫玉厚老漢眉頭中間那顆疙瘩舒展開了。
“平凡的世界”裏的農民解決了“溫飽”便朝著“人生”更高的目標進發了。
少安較早就挑起了家庭生活重擔，飽嚐了生活的艱苦，吮吸了來自黃土地和父老鄉親身上的精神營養，堅韌、頑強、執著、樂觀。他體現為“現實”。他心甘情願地開始了自己的農民生涯。身在農村，安於農村，決心在雙水村當一個出眾的莊稼人。他忍痛割舍了同潤葉的感情，迅速地抓住現實所提供的機遇，和秀蓮結了婚，並且永遠無悔。但是他有的是現實的人生哲學而沒有庸人主義。他雖然不脫離社會現實作非分之想，卻強烈地呼喚改革，敏銳地發現轉機，不失時機地創立家業。借錢買騾子，置架子車，出外運磚，掙下一筆——對於一個經常手無分文的莊稼人來說＿可觀的錢，接著又拿這筆錢作資金開辦磚窯。少安是現實中的成功者。作品寫道：“目光遠大的孫少安，政策一變，眼疾手快，立馬見機行事，搶先開始發家致富了……”
少安代表著生活在農村、獻身於農村的新一代青年農民。
少平在村裏和家裏的生活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時候卻陷入了“極大的苦惱之中”。與《人生》中的高加林一樣，他在縣城讀了高中，城市和知識打開了他的眼界，他向往更大的世界，等待機會，以求有所作為。他屬於不安於現狀，精神上處於矛盾、躁動狀態的農村青年。他體現為“理想”。他沒像高加林那樣精神上一度失去同“土地”的聯係。他在“城市”接受了另一種文化的熏陶之後回到農村，仍然認為：“在這個世界裏，自有另一種複雜，另一種智慧，另一種哲學的深奧，另一種行為的偉大。”他是兩種文化交融的產物。正如作品所寫的：“孫少平的精神思想實際上形成了兩個係列：農村的係列和農村以外的係列。對於他來說，這是矛盾的，也是統一的……在他今後的一生中，不論生活在農村還是生活在城市，他也許將永遠會是這樣一種混合型的精神氣質。”
少安注重經濟基礎，相對地表現為“務實”的儒家人生；少平注重精神追求，相對地表現為“超逸”的道家人生。
少安發家致富，實現了農民在特定曆史時期裏的生活主題。他不滿足於現狀，沒有局限在小農意識裏。樸素的“鄉親意識”，喚醒了他的社會責任感。他擴大磚廠，滿足了登門求告者的要求，安排他們在這裏就業，解救這些鄉親們的危難，較早地表現出集體致富思想。
成為全鄉經濟活動的首要人物後，經弟弟點撥，他領悟了一種使命，用自己的財力和能力重建被田福堂搞“運動”毀掉了的雙水村學校，成為全縣第一個出資辦教育事業的農民，遵循儒家先“富之”後“教之”的思想，造福社會，造福子孫。
少平追求的是精神的自由，意誌的獨立，男子漢的尊嚴。文學書籍使他的精神超越了世俗而進入了理想境界。他高中畢業時曾對田曉霞說：“我回到家裏時，當然也為少吃沒穿熬煎。但我想，就是有吃有穿了，我還會熬煎的。”他渴望獨立地尋找自己的生活。他並不奢想改變自己的地位和處境，哪怕比當農民更苦，隻要自主地生活一生，他就心滿意足了。無論是幸福還是苦難，無論是光榮還是屈辱，他都願意自己來遭遇和承受。白天和攬工漢們一起下苦力，晚上回到汙濁的住處，躲進一年四季不能沒有的蚊帳裏讀書，精神馳騁到文學天地裏——這就是他精神追求的寫照。男子漢的風範、尊嚴，是他的人格理想。他自己活得尊嚴也懂得讓別人活得尊嚴。
郝紅梅背棄了與他的初戀，畢業前他卻將她從羞恥的境地中挽救出來；給陽溝大隊曹書記盡心幹活掙工錢，卻不接受他家的饋贈；他理智地把自己和幹部子女田曉霞的感情限定在友誼的範圍之內；酒後在惠英的床上酣睡了一夜，醒後他立刻用成熟的男子漢的正常心理，接受了這無意間造成的錯誤事實；他雖然賺的錢不夠用，也不使用哥哥的，而支持哥哥為社會疏財；在礦井事故中，他舍生忘死搶救一個喝醉了酒的協議工而身受重傷，卻淡然地看待礦上因此對他的表彰和批評；正當青春年華時毀了麵容，經曆了短暫的痛苦之後，他坦然如常，並且奇特地擁有了另一種男子漢的魅力；他拒絕了留城機會，謝絕了美麗的金秀姑娘的愛情，義無返顧地回到煤礦，回到惠英嫂溫暖的生活天地——他在爭取到人的尊嚴的同時也主動地承擔起了所有的責任。
孫少安和孫少平都是農民之子，黃土地之子。他們繼承、發揚了黃土地所蘊藏的自強不息、生生繁衍的人生哲學，而沒有高加林式的精神迷失。他們都對人生做了“自由選擇”，都實現了存在主義的樂觀哲學，即“使人生成為可能”——用陝北語言來表述：他們都“活成”了。孫蘭香也“活成”了，孫玉厚老漢也到底“活成”了。這個“平凡的世界”裏最平凡的家庭裏的人都“活成”了。他們為家庭驟然紅火起來而幸福、自豪。《平凡的世界》對《人生》做了重大的彌補，抒寫了實現了的人生。《平凡的世界》又是對《人生》的續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