暫且擱下邊緣化作品，就中國二十世紀文學主潮來說，從世紀初葉潮水般湧來的“新文化運動”到世紀末葉的現代史詩《白鹿原》，貫穿其間的是東、西文化大論爭。充滿中國二十世紀的劇烈鬥爭和動蕩，其深層是東、西文化的激烈衝突。
對“文化革命”的解構
本世紀初葉拉開帷幕的中國現代文學的開端，就發生了一場東、西文化大論爭。這場論爭是由“新文化運動”引發的。
辛亥革命後，接踵而來的是社會的一片混亂，民族瀕危。麵對此種困境，陳獨秀《新青年》一班人看到的是辛亥革命失敗於缺少思想革命的環節和深度，中國的文化根基未動，而文化乃是政治的根本，於是掀起一場文化革命運動，在文化的深層麵徹底地學習西方，將自明末清初開始的首先在技術層麵學習西方的運動推到文化革命的高度。
這場“新文化運動”，主張引進西方的個人主義，以使中國的社會結構由倫理本位變成個人本位。1915年12月，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發表論文《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認為“西洋民族以個人為本位，東洋民族以家族為本位”，提出東方民族“欲轉善因，是在以個人本位主義，易家族本位主義”。胡適在《易卜生主義》（1918）裏通過介紹易卜生的個性自由發展思想，魯迅在《文化偏至論》（1907）裏通過介紹尼采的“超人”哲學，都強烈地表達了引進西方“個人主義”的主張。正如鬱達夫1935年在《中國新文學大係·散文二集》“導言”中所總結的：“五四運動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個人’的發見。”
“新文化運動”還大力引進西方哲學，以圖用其替換東方哲學。
陳獨秀在論文中寫道：“西洋民族以戰爭為本位，東洋民族以安息為本位……西洋民族性惡侮辱，寧鬥死；東洋民族惡鬥死，寧忍辱。”
李大釗采納傖父（杜亞泉）之說，認為“東方文明主靜，西方文明主動”，但他得出相反的結論，主張“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長，以濟吾靜止文明之窮”。魯迅批評“中國一般的趨勢，卻隻向馴良之類——‘靜’的一方麵發展……凡是屬於‘動’的，那就未免有人搖頭了，甚至於稱之為‘洋氣”’，主張接受摩羅詩派，讚賞拜倫“既喜拿破侖之毀世界，亦愛華盛頓之爭自由”，“國家之法度，社會之道德，視之蔑如”。“新文化運動”把主“抗爭”、主“破壞”的歐洲十九世紀末葉思潮引進中國，主張像尼采那樣“以反動破壞充其精神，以獲新生為其希望，專向舊有之文明，而加之掊擊掃蕩”。
對於中華文明，“新文化運動”首先把矛頭對準中國的家族製度，要首先摧毀中國的家族文化。陳獨秀提出的“以個人本位主義，易家族本位主義”，清楚地表達了“新文化運動”首要的目標。
他批評中國的家庭倫理使“為人子為人妻者，既失個人獨立之人格，複無個人獨立之財產。父兄畜其子弟，子弟養其父兄……此甚非個人獨立之道也”。魯迅也認為中國的家庭倫理是“長者本位”的，是“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胡適則徑直地批判“孝子”概念，堅決不讚成把“兒子孝順父母列為一種信條”。
“新文化運動”進而將批判的鋒芒對準由家庭倫理發展成的社會倫理、儒家文化的核心“仁”。李大釗以經濟和社會分析方法，找出了從家族製度到“孔門倫理”的一體關係，一並加以否定。魯迅否定曆史上的中華文明，否定曆史上的“太平盛世”，認為“太平盛世”就是“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因而自然否定儒學。《狂人日記》將幾千年曆史上的“仁義道德”的實質看成“吃人”；《燈下漫筆》將公元前六世紀就已存在的倫理看成“吃人”。魯迅還自述道，是“絕望於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才到日本來的。隨著社會鬥爭的發展，他要打倒孔子的“欲望”，“也就越加旺盛”。周作人早在1908年就批評孔子“以儒教之宗，承帝王教法”，“夭閼國民思想之春華，陰以為帝王之右助”。呼籲要使國家有“更始之機”，必“擯儒者於門外”。
此可謂“新文化運動”“打倒孔家店”的先聲。
1921年胡適稱頌吳虞是“隻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並大聲疾呼：“正因二千年吃人的禮教法製都掛著孔丘的招牌，故這塊孔丘的招牌——無論是老店，是冒牌一不能不拿下來，捶碎，燒去！”
“新文化運動”是春秋時代禮崩樂壞和“無禮樂文化之夷狄”侵襲所構成的“挑戰”、孔子以“克己複禮”回應之後，儒家文化遇到的最為嚴重的挑戰——“二二十世紀”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