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的經典化過程是一種效果性的曆史，各不同文本都有其獨特的樣式。通過對《古詩十九首》經學闡釋史的梳理，我們發現：《古詩十九首》這種具有民歌意緒、樂府音韻並經過無數文人潤色的優美詩篇，其內容表達的是人生失意、朋友闊絕、死生新故等俗世情懷。自唐至清，闡釋者們將其作“臣不得於君”、“士不遇知己”的闡釋一直占據主流，甚而形成一種“獨斷”。在“曆史選擇”的過程中，這種闡釋證明比別的詮釋更得到官方的青睞和主流意識形態的認可，如張庚的《古詩十九首解》在1736、1796、1850、1851、1911、1936、1987年被一再刊印（據國家圖書館資料），顯示了出版界、學界和政界對其闡釋的普遍認同。以現代眼光看，這種闡釋是一種“誤解”。在馬茂元的筆下，“誤解”一詞是一個負性的評價詞語。“誤”者，謬也，狂者之妄言也。但這種“誤解”為何能穿透曆史的厚障而存在？其合理性與有效性何在？
首先，“誤解”的合理性在於學術發展本來就包含一定的合理性“誤讀”。
“誤讀”理論是近幾十年來文本閱讀理論的熱點。在闡釋學、現象學和接受美學等眾多理論看來，“誤讀”現象是文本閱讀的常態，現代學者有意識地將“誤讀”現象在理論上目的化、價值化和合法化。作為一種理論的“誤讀”的首倡者當推美國耶魯大學的著名理論批評家、解構主義大師哈羅德·布魯姆。在其一係列理論著作如《影響的焦慮》、《誤讀地圖》中，他明確提出作為文學理論的“誤讀”這一術語，並係統地闡述了“詩的誤讀”理論，認為“人們在閱讀文學經典時常常以自己的想象參與了再創造的活動，而閱讀文本時失控的變化和個人的審美體驗勢必影響對原文的‘正確’理解，於是便導致了‘創造性誤讀’（Creatively Misreading）”，他認為“一切閱讀都是誤讀”。在這一“誤讀”理論下，他關注的是創新焦慮中詩人們對於前輩先驅者的誤讀。在中國古代，孔門說詩的實踐和春秋賦詩言誌的大傳統左右著主流詩壇。不論是先秦原儒“詩言誌”的命題，抑或西漢大儒董仲舒的“《詩》無達詁”的論點，在立論的前提中已經包含著對《詩》的“斷章取義”式“誤讀”、“誤用”，埋下了“誤讀”現象合理化和合法化的邏輯伏筆。這種出於政教目的，為建構封建國家主流意識形態需要而建立和發展的中國式“誤讀”理論，同樣敞亮了詩歌文本意義的多元性和闡釋空間的豐富性，但“誤讀”實踐在得到理論總結的同時也被推向極端。因此，意大利當代符號學家、小說家艾柯提出了“過度詮釋”問題。他認為：“說詮釋潛在地是無限的，並不意味著詮釋沒有一個客觀的對象，並不意味著它可以像水流一樣毫無約束地任意‘蔓延’。”艾柯強調文學闡釋不是無限的，實際上，一些詮釋的確比另一些詮釋更合理或更有價值。但怎麼判定哪種解釋更合理或更有價值？艾柯求助於“文化達爾文主義”，認為在“曆史選擇”的過程中，某些詮釋自身會證明比別的詮釋更能得到認可，正如經典形成需要時間來印證一樣，好的、有效的詮釋也要靠時間來檢驗。因為正是在曆史的不斷“誤讀”中，經典文本相對確定的內涵與價值會意外地沉積和凸現出來，成為相對獲得認同的“獨斷闡釋”。按照艾柯的說法，“曆史選擇”就已凸顯和證明了《古詩十九首》“臣不得於君”、“士不遇知己”等比興闡釋是合理的、有效的誤讀，是更有價值的誤讀。
其次，經學時代權力話語運作下的有意“誤讀”。
曆史為何作如此選擇？其深層原因何在？“理解按其本性乃是一種效果曆史事件。”如果我們回到“曆史的實在”找尋“曆史理解的實在”就不難發現，《古詩十九首》的這種闡釋乃經學時代權力話語運作下的有意“誤讀”。馮友蘭指出“自董仲舒至康有為則經學時代也”，自唐代至清代，《古詩十九首》闡釋的曆史語境“與一切學術都依附於經學”這一現象完全吻合。經學是文學無法掙脫的主流源脈，從“五經”到“十三經”，中國傳統文化經典尤其是儒家經典一直作為社會主流意識形態以及王權的合法性基礎而發揮作用。比興解詩本身就是儒家詩學傳統中解詩的一種重要方法，是儒家政教精神在詩學中的反映。比興解詩來源於“詩言誌”的《詩》學觀念，成就於“微言大義”的意義建構方式和“詩無達詁”的解讀理念，促成了中國詩學傳統中特有的重“詩教”、“載道”、“教化”的詩歌批評傳統，有效地將儒家政治倫理文化投射到文學解讀的深層結構上。法國哲學家米歇爾·福柯在其權力話語理論中提出：“視曆史為話語的構造，在話語及曆史所標誌的客觀性背後，具有某些鮮明的意識形態性質。”《古詩十九首》的經典地位，是闡釋者運用權力話語進行“價值判斷”後“被動地建構起來”的。從闡釋者的身份看，曆代有影響的闡釋者，李善、五臣、劉履、吳淇、沈德潛、王夫之、張庚、朱筠等，大都是兼士大夫與文人雙重身份於一身，有些更是“通儒”或經學家，文苑之人望，處於握各朝之文柄的地位。因此，自然地維護儒家詩學傳統，將夫婦置換為君臣倫理的有意誤讀，均來源於其本然的知識結構與觀念。他們既是權力的擁有者，又是話語空間的占有者，因而，這樣一種權威誤讀順理成章地演變成公共誤讀，成為占統治地位的“獨斷”解讀。同時，《古詩十九首》經典地位的確立與政治意識形態和國家考試製度密切相關。從《古詩十九首》的曆史傳播途徑來看，“蕭統《文選》不僅使《古詩十九首》有了集體的名字，並進入了教科書和官方傳播的主渠道”。在相當長的曆史進程中，《古詩十九首》主要依托《文選》而傳播和流布。“《文選》爛，秀才半”的民間俗語，反映了《文選》已成為國家教育機構確定的教科書。《古詩十九首》原本是下層文人俗世情懷的抒發，但是納入官方文化教育係統就必然得到完全不同的闡釋，從而成為官方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的工具。文本意義的闡釋必須迎合主流意識形態的理念或旨趣，方能被文化的主流圈子接受而合法化，進而被保存為曆史傳統的一部分。縱觀整個中國古代詩歌史，比興解詩現象出現在許多優秀文學作品的經典化過程中，特別是“由教育體製來傳承並構成了主導意識形態中不可或缺的那些文學藝術作品”，即作為“正典”的文學作品，如《楚辭》、杜詩、李商隱的無題詩等。一般而言，這些“正典”代表的是文學正統價值觀念，承載著文化傳承的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