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比興闡釋模式的價值轉義功能。
欒棟先生在談到比興的詩學特點時，從兩個方麵闡發了虛實相生的靈趣。一方麵，“比興擬體，涵養萬類。比興為用，奇正參同。比興為詩，體用合一。比興入理，情亦附麗”，這是說比興在詩學方麵兼體用而涵萬類，融情理而合齊正。另一方麵，他也提醒人們不要忘記其孕生“多種誤讀”的可能：“比之所向，意象多樣；興之所至，誌外有誌。比興解詩，難免迷離。連類無窮，誤解有之。”這裏所說的誤解，是指比興本身就包蘊著豐富的誤讀設定。“誤解有之”，恰恰也是比興作為詩歌創作的精妙所在。欒棟先生對比興理論“誤解潛能”的發掘，發人深思。超越詩歌文本淺層的詞句訓詁，探究言外之意、蘊外之蘊，從而把闡釋與理解引向深入，應該說這是對傳統比興說有益的思考。當我們翻檢“比興”說的曆史，“誤解有之”是一個十分有趣的線索。
從唐宋至明清，比興闡釋模式由實踐到理論逐步完善。元代錢惟善在《韓詩外傳》中稱之為“斷章取義，有合孔門商賜言《詩》之旨”，朱熹則認為“解詩多是類推得之”。“義”之所得，由“斷章”到“類推”演進，是“生硬牽強到合理比附”的進化過程。從先秦到晚清的兩千多年中，數不勝數的闡釋者通過“比興”一詞，將詩歌審美的藝術思維與政教的社會功能作了豐富多彩的嫁接。
在中國傳統的文學闡釋中，“知人論世”闡釋模式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該模式的特點是用曆史信息將文本意義禁錮在其原初的曆史或身世背景之中，導致這種文學的曆史闡釋具有封閉性。在知人論世的閱讀中，詩歌文本意義簡約為對曆史事實的敘述。在這一意義上，可以說該模式具有束縛甚至扼殺文學閱讀審美性、主觀能動性的一麵，會使詩歌文本或多或少失去靈性。在曆代《古詩十九首》的研究中，許多學者糾結於對其創作年代與創作者的考證，既說明這一強勢闡釋模式的必要性，也證明學者們被曆史時空局限的無可奈何。反過來看，正是由於其創作年代與創作者的不確定性，曆史闡釋始終隻是諸種可能性中的一種（其中“枚乘說”便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從而也為開放性的解讀留下了廣闊的用武之地。與傳統“知人論世”闡釋模式比較，比興解詩則可以相對自由地選擇意義，“比”其所向和“興”之所至，闡釋者可以充分發揮其主觀能動性，積極地參與到《古詩十九首》的再創作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