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詩十九首》之“夫婦譬君臣”的比興解詩方式不是誤解，而是闡釋者有意為之的一種選擇，一種係統化的誤讀。作為解讀者“比”其所向和“興”之所至，有其正當性與有效性。“比興”解詩之“臣不得於君”、“忠人被逐”、“士不遇知己”的闡釋，隻是眾多闡釋中的“一個角度，一個法眼”，是諸種意義話語闡釋的一種，凸顯了《古詩十九首》的道德倫理、政治教化意義。在走向經典的過程中，《古詩十九首》之所以被正統的詮釋所選擇，被主流詩學話語所認同，正在於其解讀傾向與中國古代儒家思想意識形態的主流地位相吻合，同時也由於此種比興解說方式可與審美詮釋轉接，至少可與純文學閱讀的另類語境通化。廣義地講，比興作為詩學的手段兼目的（體用合一），其中之倫理比興、政治比興與審美比興、界外比興（如宗教超度及彼岸想象）都有相通互變之處。
以《詩經》為準繩來衡量《古詩十九首》，是將後者經典化的一種方法或策略，是用既成文學經典對可能經典或準經典的琢磨和玉成。《詩經》的銼刀程度不等地提升了來自民間或下層文人的作品，表現俗世情懷的《古詩十九首》因之被加工、潤色，這組詩歌的地位也在這一過程中不斷得以提升。同樣在此過程中，曆代闡釋者傳承發展的比興解詩模式，成功地將遊子思婦轉嫁為君臣關係，強化了政治倫理意義，打通了通往主流詩學語境的關卡。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是這種“誤讀”成就了《古詩十九首》的經典地位。人類需要給難解的審美理想尋找放飛的渠道時，總是迂回進入，曲徑通幽。從純審美的詩學立場看，這是“誤解”；從人類理智的詭譎和詩化的謀略而言，這是兌換審美自由的門票，盡管“夫婦譬君臣”的比興解詩方式可能會讓讀者感覺沉重。假如真正的作者地下有知，他們是遺憾？或是欣慰？也許兼而有之。既然《古詩十九首》巧妙地或者說陰差陽錯地通過了層層權力關卡，成為傳世的文學經典，那麼“經夫婦，成人倫”這種“比興”就不能夠約束讀者的理解與想象了。讀者們的“比”其所向和“興”之所至，有了另外的多種可能。《古詩十九首》所包蘊的其他可能性完全能夠衝決被遮蔽、被封閉的隱在狀態。當審美解詩由隱變顯之時，政治倫理的解讀就變成了學術舞台和欣賞園地的籬笆圍牆。兩種不同的價值取向各有千秋，可也並非勢若水火，政治倫理的解讀既遮不住“紅杏枝頭春意鬧”，也擋不住“穿花蛺蝶深深見”。
文學史永遠是各種誤讀更替交錯的曆史，經典也會通過重新闡釋而獲得更新和解蔽。馬丁在其《當代敘事學》中指出：“有兩種因素有助於我們成功地發現新意義。一是那些將以前的文學束縛於其他文化語境的事實和成規的消失；二是允許我們積極地參與意義創造的解釋成規是有助我們發現經典的現代意義。”在經學時代終結後的現代語境下，比興解詩模式將會繼續成就新的“誤讀”。“誤讀”未有窮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