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經典的標準是什麼？早在孔子論《韶》樂時所說的“文質彬彬”和“盡善盡美”中就已確立，其要義正是主張文學經典的內容與形式的統一、道德倫理價值和審美價值的統一。文學作品成為經典是一個文學閱讀的效果曆史，它是由閱讀而帶來的道德效果與審美效果的統一。如果說“風教”是曆代闡釋者對《古詩十九首》政治與社會倫理教化價值的強調，是經學時代文化構建的產物，那麼“詩母”則側重於強調《古詩十九首》作為詩之本真存在的審美價值，即西方學者所強調的“文學性”。
“文學”的概念來自西方，對於文學之為文學而存在的“文學性”是中西方文學理論探討的根本所在。“文學性”一詞最早是由俄國形式主義批評家雅各布森在20世紀20年代提出的。雅各布森曾說：“文學科學的研究對象，不是文學，而是‘文學性’，也就是使某一特定作品成為文學作品的東西。”在形式主義批評家看來，“文學性”即指一部既定作品成為文學作品的特性，涵蓋了文學的語言、結構或文學形式等因素。袁行霈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史》緒論中談道：“把文學當成文學來研究，文學史著作應立足於文學本位，重視文學之所以成為文學並具有藝術感染力的特點及其審美價值。”雖然中西學者對“文學性”有不同的理解，但以詩歌文本為中心的“文學性”邏輯，去尋覓詩歌作品固有的審美特質，是探討詩歌經典“文學性”的基本方法。
布魯姆在其《西方正典：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一書中認為，一定的美學質素是構成經典的主要條件，並斷定檢驗經典性的最高標準來源於“審美的力量”，亦即永恒的藝術價值。布魯姆更將一切政治和道德的解讀統統歸入他所謂的“憎恨學派”。那麼，什麼是布魯姆所謂的“審美的力量”？筆者認為，他定義的“審美的力量”即一種混合力，包括嫻熟的形象語言、原創性、認知能力、知識及豐富的詞彙等要素。在《影響的焦慮：一種詩歌理論》（1973）一書中，他進一步提出了“審美自主性（Aesthetic Automonomy）原則”。布魯姆認為：“審美隻是個人的而非社會的關切。……文學批評作為一門藝術卻總是並仍將是一種精英現象。……隻有審美的力量才能透入經典。”布魯姆訴諸個人的美學經驗，無法證明他所理解的“審美力量”具有普遍性的美學標準，也隻能以其對“審美的力量”的理解清理出西方文學一個連貫而緊密的經典譜係，建立起西方文學經典的“道統”。
布魯姆將“審美的力量”作為檢驗詩歌經典性的最高標準，但詩歌經典無法忽略“道德的力量”，最高的詩歌經典乃兩者的完美統一。同時，布魯姆不僅將審美作為個人的精英現象，還認為“審美是個人的，也是社會的，更是曆史的”。《古詩十九首》作為詩歌經典首先在於它具有永恒的審美價值，這種審美價值需要曆代讀者在閱讀中去發掘、去認識、去理解、去闡釋。美國文學教授艾克斯塔德主張“審美範疇首先真的不是一種文本性質的範疇，而是在閱讀的行為和方式中造就的”。哲學家尼古拉斯·瑞斯徹爾的看法更能幫助我們理解詩歌經典的審美價值問題，他在《價值理論導論》（Introduction of Value Theory，1969）一書中認為，價值既依賴於一個對象的品質，也依賴於正在作判斷的主體所具有的“標準體係”。由於審美批評具有主體性的特點，曆代詩論家審美的“標準體係”各有不同，必然導致對詩歌經典的評論眾說紛紜，審美闡釋“各有歸趣”。蘇聯美學家鮑列夫指出：“偉大的形象總是多側麵的，它有著無窮的含義，這些含義隻有在若幹世紀中才能逐漸揭開。每個時代都在經典形象中發現新的側麵和特點，並賦予它自己的解釋。”《古詩十九首》存在著、召喚著、發酵著、成就著曆代詩人與詩論家，而曆代詩論家們以其各自的審美視角聚焦於《古詩十九首》，照亮《古詩十九首》不同的景象。劉勰見其“清麗”，鍾嶸見其“清悲”，陳子昂見其“興寄”，嚴羽見其“氣象混沌”，皎然見其“作用”重其“韻”，張戒見其“意氣”重其“情真，味長，氣勝”，謝榛見其“格古調高”，王世貞見其“微詞婉旨”，胡應麟見其“興象玲瓏”，孫鑛見其“渾雅”，徐禎卿見其“趣”，鍾惺、譚元春見其“厚”，陸時雍見其“托”，吳汝綸見其“諷諫”，費錫璜見其“調圓”，顧炎武見其“疊字之妙”，劉熙載見其“曠達”，王國維見其“不隔”。每一種合理的審美闡釋都是曆代文人對既往文學中審美趣味的提煉和取舍，對審美對象的一種美的“發現”。相應地，文學正是在一代一代不斷闡釋中薪火相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