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道文化與“清”、“厚”的審美趣味
“陰陽和合”之易學思維乃中國文化的本根，也是儒、道文化的會通點，同時也是中國古代詩歌審美的本真所在。《古詩十九首》作為詩歌經典的審美根基、精神地層的力量和壽命，恰好來自“陰陽和合”之易學思維。分續發展的儒道文化各有側重，儒家重仁好禮尚厚，道家尚空貴素好清，二者的人格理想和終極追求均存在較大差異，卻能互補發展，會通融合。如果用範疇來概括中國儒道文化特質的話，具有中國特色的“人文識鑒”之“厚”與“清”可以概其大要。韓經太在其《“清”美文化原論》中認為“在中國古典詩學中具有相當闡釋潛能和再塑空間的理論範疇‘清’，同時也是一種文化範疇”。董雪靜在其博士論文《中國古典美學“厚”範疇論》（2006）中認為“與美學史上其他一些次要範疇相比，美學‘厚’範疇表現出了與中國文化異常深固的根性色彩，因此它的發展、演變不僅形象地反映出中國古代審美意識和審美觀念的發展、演變，而且更真實地折射出了中國古代自然環境、哲學觀念、社會文化、政治製度對文學藝術發生作用的生動倒影”。
中國儒道文化倡導的“厚”與“清”這兩個範疇在整個中國古代文化藝術領域中始終占據著重要地位，同時隨曆代文學批評者的闡釋慢慢沉澱發展為詩歌審美範疇。宗白華曾談道：“中國美學竟是出發於‘人物品藻’之美學。美的概念、範疇、形容詞，發源於人格美的評賞。”隨著中國古代詩歌藝術的日益成熟，來源於倫理意義與人格追求的“厚”與“清”兩個文化範疇，其審美性質也日漸呈現。“厚”、“清”既保持傳統詩教倫理道德與人格美的內涵，同時又彰顯其作為審美範疇的價值與意義。“厚”、“清”範疇與其他一些審美範疇交會融通，不斷豐滿著，並成熟為一個多向度、緣域性的審美範疇。王玫認為：“‘清’既是原始道家哲學和美學的重要概念，也是‘道’的本體特征，更是‘道’的本體之美。它後來才演變為廣泛的審美標準和審美範疇。”可以推而論之的是，“厚”是儒家哲學和美學的重要概念，也是儒家之“道”的本體特征與本體之美，後來才演變為廣泛的審美標準和審美範疇。
如果我們大而化之地來看，“厚”與“清”這兩種審美趣味在曆代各有側重。秦漢時代，儒家“溫柔敦厚”的詩教傳統確立。魏晉南北朝，玄學清談，尚“清”而不廢“厚”，“厚”與“清”這兩個審美範疇會通交融，在劉勰《文心雕龍》中初現端倪。劉勰將儒家“溫柔敦厚”的詩教融合道玄的“清虛”傳統，將文學倫理的道統轉換為文學審美的道統，即追求一種風清骨峻的“中和之美”。唐代詩壇“渾厚”與“清真”並舉，外厚內清。宋代尚“清韻”，卻以宋明理學為底色，外清內厚。明清時期，不論是格調派、竟陵派、神韻說還是肌理派的詩學，均已明確地將“清”與“厚”聯係起來考察。胡應麟“清與婉”並重，他說道：“清者，超凡絕俗之謂，非專於枯寂閑淡之謂也。婉者，深厚雋永之謂，非一於軟媚纖靡之謂也。”鍾惺、譚元春提出了“詩為清物”說，同時也提出“詩至於厚而無餘事矣”、“靈而厚”，提倡“清新入厚”，將“厚”與“清”統一起來。賀貽孫認為“詩家清境最難”，同時又完整建構“神厚，氣厚，味厚”的“厚”審美範疇，並認為詩歌之至高審美境界乃“無厚之厚”的“化境”。沈德潛提倡“溫柔敦厚”的詩教，但同樣注重“清真、清峭、清夷、清腴、清超、清音、清澈”等以“清”為核心概念的詩歌風格。薛雪在《一瓢詩話》中同樣清真蘊藉並重，認為：“古人作詩，到平澹處，令人吟繹不盡，是陶熔氣質，消盡渣滓，純是清真道藉，造峰極頂事也。”“詩重蘊藉，然要有氣魄。無氣魄，決非真蘊藉。詩重清真，尤要有寄托；無寄托，便是假清真。有寄托者，必有氣魄。無氣魄者，漫言寄托。猶之有性情不可無學問，有學問乃能見性情，二者原不單行。”朱庭珍主張“樸厚”與“清真”應融為一體，氣力雄厚，風神清空。其所謂“格調意味，音節法度，風神之用者也。積健則厚，有不雄壯者乎”（《筱園詩話》卷一），為後學指出的學詩路徑即“學者須從雄厚切實處入手，斯得之矣”（《筱園詩話》卷一引紀文達語）。張雲璈認為“厚固清之極致”，詩之“等而上之曰清厚，等而下之曰清淺”。清代劉熙載在《詞曲概》中雲：“黃魯直跋東坡《卜算子》（缺月掛疏桐）一闋雲：‘語意高妙，似非吃煙火食人語，非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俗氣，孰能至此！’餘案：詞之大要，不外厚而清。厚，包諸所有；清，空諸所有也。”劉熙載提倡詩歌“妥溜中有奇創，清空中有沉厚”，認為“厚”與“清”兩者“形異而實同”，倡導一種“厚而清”的詩歌審美趣味。受“陰陽合德”的傳統思想的影響，明清詩論的“化境”說與“神韻”說也是極力調和“厚”與“清”之間的矛盾，融合兩者，深得中國傳統“中和”思想之精髓。
作為審美規範，“清”與“厚”總是與特定的審美對象相聯係。歌德指出：“真正的藝術作品包含著自己的美學理論，並提出了讓人們借以判斷藝術品優劣的標準。”《古詩十九首》作為詩歌經典的“品質”毋庸置疑，曆代的詩論家從《古詩十九首》的文本出發，圍繞“清”與“厚”構築各自的詩學理論。而曆代讀者的“閱讀的行為和方式”與“做判斷的主體所具有的‘標準體係’”不斷變化和累積發展，對審美對象“品質”的闡釋不斷突破，“厚”與“清”這兩個審美範疇，構建了中國古典詩歌的美學標準與審美尺度。梳理《古詩十九首》闡釋史後，我們發現“厚”與“清”這兩個審美範疇與《古詩十九首》闡釋史關係密切，時而“清”勝出而“厚”隱潛，時而“清”隱潛而“厚”勝出，兩者的矛盾性與差異性直到明清才呈現出融合傾向。從《古詩十九首》的文本出發，曆代詩學闡釋者圍繞著“清麗”、“清真”、“清婉”、“清厚”等範疇構築了各自的詩學理論。“清”與“厚”的詩學思想與儒家崇尚“陽剛與雄厚”、道家及禪宗追求“清虛和空靈”的傳統觀念互相滲透、交相輝映，形成了兼剛柔、致中和、發神韻的“化境”與“辭達”理論。
二、“厚”的詩學內涵解析
清代潘德輿在《養一齋詩話》中說道：“詩有一字訣，曰厚。”明代鍾惺在《與高孩之觀察》一文中說：“詩至於厚而無餘事矣。”譚元春《詩歸序》也說：“乃與鍾子約為古學，冥心放懷，期在必厚。”竟陵詩派明確標舉古詩的“厚”為他們的詩學理想。那麼，如何理解在中國古代詩學發展史中“厚”的內涵？本書嚐試解析之。
“厚”一詞來源於《周易》。《周易·坤卦》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易經思維，開辟了儒道兩家以厚喻德的先河。儒家講“厚”，其倡導的“溫柔敦厚”強調“君子”仁義之“德”；道家也講“厚”，“含德之厚，比於赤子”（《道德經·第五十五章》），其“厚”講究“赤子”本色、真醇之德。
中國詩歌發展史上，“厚”首先體現為秦漢時期由儒家倡導而奠定的“溫柔敦厚”的詩教傳統。孔子詩學中，“溫柔敦厚”乃人經過詩歌教化後所達到的一種理想品格，也是儒家所提倡的中庸之道、中和之美的體現。《禮記·經解》雲：“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元代虞集在《道園學古錄·鄭氏毛詩序》中說：“聖賢之於詩，將以變化其氣質。涵養其德性，優遊厭妖，詠歎淫佚，使有得焉，則所謂溫柔敦厚之教，習與性成，庶幾學詩之道也。”“學詩之道”也就是通過詩歌涵養德性，變化其氣質，從而達到儒家“溫柔敦厚”的理想人格。曆代詩論都弘揚《古詩十九首》作為“正典”、“正體”的教化作用，如清代徐昆在《古詩十九首說序》中談道：“每說詩，輒以十九首為歸。……貫經史，括情事……移我性情矣。”徐昆所表達的就是《古詩十九首》這種詩教價值。
其次，曆代複古者詩論更將“溫柔敦厚”轉換為對詩人性情與道德的要求，重視人品與詩品的合一。在中國詩學史上，儒家“溫柔敦厚”的詩教觀念同樣也占據中國詩學傳統的主流，曆代的複古派以“複古為革新”，儒家“溫柔敦厚”的詩歌傳統成為倡導的旗幟和號角。日本學者青木正兒指出：“論詩者動輒說‘詩人忠厚之旨’，‘忠厚’是溫柔敦厚的約言。”清代朱庭珍的《筱園詩話》中說道：“溫柔敦厚，詩教之本也。有溫柔敦厚之性情，乃能有溫柔敦厚之詩。”何紹基的《題馮魯川小像冊論詩》也說：“溫柔敦厚，詩教也。此語將《三百篇》根氏說明，將千古做詩人用心之法道盡。凡刻薄吝嗇兩種人，必不會做詩。”翁方綱在《漁洋詩髓論》中認為：“詩者忠孝而已矣，溫柔敦厚而已矣，性情之事也。”清代沈德潛在《說詩晬語》中更認為“溫柔敦厚，斯為極則”。
自曹丕《典論·論文》提出“文以氣為主”的命題後，曆代詩論推崇詩人內在涵養的“氣厚”，此“厚”常常指稱儒家“溫柔敦厚”的性情。李翱在《答進士王載言書》中曰：“氣厚則詞盛。”清代喬憶的《劍溪說詩》認為：“漢人篤學，不易為文，文出氣厚。”清代袁枚在《隨園詩話》卷八中記載宋竹君學士曰：“詩以道性情。性情有厚薄，詩境有淺深。性情厚者，詞淺而意深；性情薄者，詞深而意淺。”曆代詩論家將詩人性情之厚薄與意之深淺直接聯係在一起。賀貽孫以“厚”為基點，論述了其關於“神厚、味厚、氣厚”的詩歌理論，構架起了“化境”的理論思想，他的“氣厚”仍然指向儒家“溫柔敦厚”的性情。（後有專章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