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戒把曆代詩歌分為五等，主張學詩者應逐段研究，從頭學起，反對直接學習杜甫，更反對學習蘇、黃。他說：“國朝諸人詩為一等，唐人詩為一等，六朝詩為一等，陶、阮、建安七子、兩漢為一等，《風》《騷》為一等，學者須以次參究，盈科而後進，可也。”宋代詩論大多未能越出儒家道統的範疇，甚至連蘇東坡這樣的大家也不例外，但嚴羽的《滄浪詩話》卻沒有涉及《詩經》的典範意義，更無稱引《詩經》之處。在嚴羽的詩學體係中，《楚辭》乃詩歌之本，“至於漢魏晉宋齊梁之詩，其品第相去高下懸絕，乃混而稱之，謂錙銖而較實有不同處，大率異戶而同門，豈其然乎”（《答出繼叔臨安吳景仙書》）。可見，嚴羽舍齊梁之詩，標“漢魏晉與盛唐之詩則第一義也”。
三、“韻”不假悟：嚴羽與《古詩十九首》
嚴羽以禪喻詩，以“悟”溝通詩禪，雖未明言“韻”，但在審美本質上則以“韻味”係之。《滄浪詩話》雲：“詩之極致有一：曰入神。詩而入神至矣！盡矣！蔑以加矣！”所謂“神”，《易經·係辭上》韓康伯注：“神也者，變化之極。妙萬物而言，不可形詰者也。”在嚴羽的詩學思想中，“入神”乃詩歌美的極致，其具體體現在詩歌的“興趣”，即“不涉理路、不落言筌”、“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為“無跡可求”、“言有盡而意無窮”的韻味。在嚴氏眼裏，這種“韻味”無疑即詩歌的審美本質。不假悟，也就是不拘泥於外在形式的束縛，妙然天成。
嚴羽又提出以詞、理、意興為參照的標準論詩，認為：“南朝人尚詞而病於理，本朝人尚理而病於意興，唐人尚意興而理在其中，漢魏之詩詞理意興無跡可求。”雖然無跡可求的漢魏古詩“氣象混沌，難以句摘”，建安之作也“全在氣象，不可尋枝摘葉”，而晉以還方有佳句。在嚴羽的美學標準中，渾成質樸自然之美高於精工之作，漢魏古詩的美學品格較之唐詩高出一層。從學詩的角度，嚴羽認為“夫學詩者以識為主，入門須正，立誌須高”，其總的原則“以漢魏晉盛唐為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具體來說，學詩“工夫須從上做下，不可從下做上，先須熟讀楚詞，朝夕風詠，以為之本；及讀古詩十九首、樂府四篇；李陵、蘇武、漢魏五言皆須熟讀；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觀之，如今人之治經”。熟讀楚詞、《古詩十九首》、樂府四篇、李陵、蘇武、漢魏五言很重要，而真正可以為法的乃盛唐之“李杜二集”。嚴羽認為學詩“惟悟乃為當行，乃為本色”，但“漢魏尚矣，不假悟也”。所以，嚴羽“推原漢魏以來，而截然謂當以盛唐為法”。
然悟有淺深、有分限、有透徹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謝靈運至盛唐諸公乃透徹之悟也，可以學，而漢魏古詩不假悟，不可學。漢魏古詩中，嚴羽又突顯漢詩，首推《古詩十九首》。如他說：“‘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妝，纖纖出素手。’一連六句皆用疊字，令人必以為句法重複之甚。古詩正不當以此論之也。”古詩不專注於詞句的錘煉安排，不拘泥於外在形式的束縛，一切以情性為本，乃不假悟也。
宋代詩話繁興，其內容則大都比較零碎，近於隨筆，“以資閑談”（《六一詩話》），但潘德輿將南宋張戒的《歲寒堂詩話》、嚴羽的《滄浪詩話》與薑夔的《白石道人詩說》推許為“鼎足”的“金繩寶筏”（《養一齋詩話》卷八）。其中，《歲寒堂詩話》自成體係，張宗泰說它“遠出諸家評詩者之上”（《魯岩所學集·跋〈歲寒堂詩話〉》）。嚴羽的《滄浪詩話》更是一部有係統之作，它們的出現標誌著以詩話形式探討詩歌藝術理論進入了更自覺的階段。雖然張戒與嚴羽的詩話均是針對宋詩，尤其是江西詩派以及“四靈”和江湖派的流弊而作的，其論詩宗旨均標榜盛唐，推崇杜甫，但他們對《古詩十九首》的地位與審美價值的認識是一致的。張戒認為：“古今詩人推及陳王及古詩第一，此乃不易之論。”嚴羽認為漢魏盛唐的詩歌，才是“大乘禪”、“正法眼”、“第一義”。張戒推崇杜甫，其《歲寒堂詩話》下卷乃杜甫之專論，將杜甫淵源追溯到漢魏古詩，“識漢魏詩，然後知子美遣詞處”，“屋下架屋，愈見其小，後有作者出，必欲與李杜爭衡，當複從漢魏詩中出爾”。漢魏之詩中，張戒最推崇的是古詩，其曰：“鍾嶸《詩品》以《古詩》第一，子建次之，此論誠然。”由此看來，兩者均“推源漢魏以來，而截然謂當以盛唐為法”。
張戒和嚴羽都認為漢魏古詩的美學品格高於盛唐之詩，為什麼他們又都極力主張向盛唐學習呢？對這一問題，嚴羽自己有過解釋。嚴羽認為“後舍漢魏而獨言盛唐者，謂古律之體備也”，也就是說詩到盛唐，各體具備，諸法並存，各種體裁和格律都已經充分成熟完備，盛唐詩歌有階級可循，更便於人們參悟和模習；而“漢魏古詩，氣象混沌，難以句摘”，“詞理意興無跡可求”，渾成質樸，具有化工之妙，達到詩歌“極其致”的境界。“韻不可及”、“韻不假悟”的詩歌經典《古詩十九首》，才真正是其詩美理想的最高追求，是中國古代詩歌的極致，其無跡可求，妙不可學。
縱觀六朝至宋元時代，“清詩”一直是被用來評價“好詩”的。對《古詩十九首》的審美闡釋，從“麗”、“真”到“韻”，“清”貫穿其中。隨著時代審美風尚的遷移與審美趣味的轉換，對詩歌的審美認識也不斷深入。“清麗”之“麗”，反映了六朝時期人們對於文學之為文學外在表征的發現與弘揚；“清真”之“真”的轉向，說明了道佛思想對唐人的浸染，並折射出詩歌審美“質”的光亮；“清韻”之“韻”的崇尚，透露了宋人的雅趣及對“全美”的追求。《古詩十九首》作為詩歌經典的價值與意義，體現在其提供了這樣一種審美參照——不同時代的人與之遭遇，進入其中，都能帶回他們所需的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