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貽孫（1605—1688），字子翼，號水田居士，江西永新人，是明末清初重要的詩歌評論家之一。“著有易觸、詩觸、詩筏、騷筏，又著水田居激書。”《詩筏》一書集中體現了他的詩學觀，在我國古代詩話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賀貽孫在《詩筏》自序中寫道：“二十年前與友人論詩，退而書之，以為如涉之為筏也，故名曰《詩筏》。”其詩論會通儒釋道思想，遊弋於曆代詩作之海上，鑒賞品評，“取古人而升降之”，勾畫其詩歌王國之理想統序。同時，賀貽孫“取古人之說而意度之”（《〈詩騷二筏〉序》），在古人許多詩學命題和概念基礎上，構建了其“化境”詩學思想。
賀氏的詩學思想建立在對明代及其以前的諸多詩論進行反省與討論的基礎之上，《詩筏》中概念繁多，許多詩學概念來自古人，如“英分雄分”、“清”、“厚”、“蘊藉”、“不怨之怨”等。雖然《詩筏》中賀氏對這些概念的闡釋比較零碎，難以形成清晰的邏輯關係與係統，但細讀《詩筏》，還是可以理出其詩學思想的大略。總的來說，“化境”乃是其詩學的最高概念，詩歌審美的至高境界，並以此會通“厚”與“清”。
談到賀貽孫詩學思想時，研究者多注意其“厚”，認為賀貽孫以“厚”為原點，論述了其關於“厚”的詩歌理論，構建起了美學中“厚”範疇的理論體係。筆者認為，重厚抑清或愛厚輕清，不足以透徹闡釋賀貽孫的清厚觀念，中肯的看點應立足於“化境”之上。若“清”、“厚”合解，而且將之與《詩筏》的“化境”說統一起來看，庶幾能窺見賀氏詩學的總體風貌。
“厚”在《詩筏》中出現的頻率很高，達五十多次，在賀貽孫詩學思想中確實占據了重要的位置，這是他所構築“化境”詩學思想大廈中的一個層級。賀氏認為“清空一氣，攪之不碎，揮之不開，此化境也。然須厚養氣始得，非淺薄者所能僥幸”。在賀氏看來，“化境”的外在表征是“清”，而“清出於厚”，“清空一氣”，乃厚氣所養，非僥幸所能獲得。在此，賀氏將“清”與“厚”相提並論。他主張，隻有內厚外清，內外俱徹，才能達到其所追尋的詩家的“化境”。其所倡導的“化境”乃“清”、“厚”兼備的“神化”境界。在評論唐代詩人常建詩時，他明確提出：“鍾伯敬雲：‘常建詩清微靈洞，似‘厚’之一字，不必為此公設。’此語甚當。但常建詩亦自有常建之厚，古人所謂溫厚者，常建之詩是也。其‘清微靈洞’俱從溫厚中出，所以內外俱徹，如琉璃映月耳。”
明代詩論已開始“厚”與“清”兼重，但各有側重，胡應麟重“清”，在《詩藪·外編》卷一裏認為“詩與文體迥然不類：文尚典實，詩尚清空；詩主風神，文先道理”，將“清空”作為詩歌文體最根本的審美特點。但在“清”的基礎上，他又提出“婉”的概念，認為“清者，超凡絕俗之謂，非專於枯寂閑淡之謂也。婉者，深厚雋永之謂，非一於軟媚纖靡之謂也”。胡氏將“婉”解釋為“深厚雋永”，可以說是“厚”的代名詞。鍾惺、譚元春尚“厚”，竟陵派標舉“厚”作為其詩學理想，第一次在詩歌美學史上明確地把“厚”作為一個美學範疇正式提出。賀貽孫在其《詩筏》中雲：“鍾、譚《詩歸》，大旨不出厚字。”但鍾惺在《簡遠堂近詩序》中說“詩，清物也”，同時也主張“清新入厚”、“厚出於靈”、“求靈以致厚”。相比較而言，賀貽孫主張內厚外清、“內外俱徹”的神化境界，其所建構的詩歌美學“化境”思想，正是建立在明代以胡應麟、鍾惺、譚元春為代表的主流詩學尚“清”崇“厚”的話語氛圍背景下，賀貽孫詩學思想中重要的一點，是明確地將儒家倡導的“厚”與道家之“清”相連接。盡管其對“清”的闡釋較少，但“清”的範疇在其詩學思想中卻舉足輕重。賀氏認為“詩家清境最難”，“善作詩者，能留不窮之意，蓄不竭之氣，則幾於化”。“化境”乃“渾融無跡”，出自自然本色之“神化”境界。他認為“神而化之，存乎其人，非筆舌所能宣也”，“如風雨馳驟，鬼神出沒，滿眼空幻，滿耳飄忽，突然而來，倏然而去”，在這裏他形象地描繪了“詩家化境”的不可捉摸性，因而“不得以字句論，不可以跡相求”。明代詩論開始將“清”、“厚”並列，但對“厚”與“清”關係的論述並不是很清晰。直至清代張雲璈明確地闡發了兩者的內在聯係，他認為“厚固清之極致”，“等而上之曰清厚”。劉熙載清厚並重，他的論述更具有概括性，他認為：“詞之大要，不外厚而清。厚，包諸所有；清，空諸所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