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筏》談到古詩的詩意結構時，強調“轉接無端”、“不換而換”、“不轉中轉”等自然無跡的詩歌表達。“古詩之妙，在首尾一意而轉折處多，前後一氣而變幻處多。或意轉而句不轉，或句轉而意不轉；或句換而氣不換，或氣換而句不換。不轉中轉，故愈轉而意愈不窮；不換而換，故愈換而氣愈不竭。善作詩者，能留不窮之意，蓄不竭之氣，則幾於化。”賀氏認為《東城高且長》篇“章法之妙”在於“其脈理斷續，無跡可尋，則子由所謂‘如千金戰馬，注坡驀澗，如履平地’也”。而《明月皎夜光》篇則是“不接之接，飄忽空幻，妙不可言”。
明清詩論繼嚴羽推崇《古詩十九首》為“第一義”後，王世貞、胡應麟、許學夷等人進一步在審美闡釋中“神化”《古詩十九首》。如胡應麟試圖在“體格聲調”與“興象風神”的不同層麵上解析漢代五言古詩的美妙，但他發現不論是在“體格聲調”上還是在“興象風神”上，漢代五言古詩都達到了“無意”、“無跡”、“無執”、“天成”、“自然”的“神化”境界；《古詩十九首》更是“清婉”兼備，“矜持盡化，形跡俱融”，達到了中和、自然的全美，為其弘揚的“神韻”之境。對漢代五言古詩，特別是對《古詩十九首》這一極品中的極品，胡應麟也如嚴羽般，隻能將其高高掛起，作為其詩學的最高理想與典範仰視著，充滿驚奇地讚歎：“詩之難，其《十九首》乎。蓄神奇於溫厚，寓感愴於和平；意愈淺愈深，詞愈近愈遠；篇不可句摘，句不可字求。蓋千古元氣，鍾孕一時”，“故能詣絕窮微，掩映千古”。“至《十九首》及諸雜詩，隨語成韻，隨韻成趣，辭藻氣骨，略無可尋，而興象玲瓏，意致深婉，真可以泣鬼神，動天地。”
對《古詩十九首》“天成”、“不可解”的認識在明末清初甚至達到了一種“迷信化”的程度。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詩筏》還具體分析了古詩與陸機擬詩之別，從而凸顯《古詩十九首》的經典價值。在中國古代詩歌發展史上，《古詩十九首》的仿擬文本乃一奇特的文學現象，成為古代詩歌創作一道亮麗的風景。明清時期，大量詩者在擬《古詩十九首》的寫作中追步詩之最高境界。明代，唐汝詢、黃仲昭、李攀龍、王世貞、胡應麟、孫賁、王立道、錢宰、柳如是、西陵十子等人都曾擬《古詩十九首》。清代，雲間、西泠詩派，大學士李光地、陳廷敬等，甚至清代禦製詩中也有擬《古詩十九首》的資料流傳。王夫之在評明人錢宰的《擬客從遠方來》（《明詩評選》卷四）中寫道：“《十九首》曠世獨立，固難為和，然以吟者心理求躋己懷於古誌，而以清純和婉將之，古人亦無相拒之理。”
賀氏反對擬古，認為“作詩當自寫性靈，摹仿剽竊，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擬古詩須仿佛古人神思所在，庶幾近之”，“先明七才子諸集，遞相剽劫，乃盜窩耳”。因為在他看來，詩歌審美“無厚之厚”、“無法之法”的“化境”來源於“性靈”與“神思”，不是“句句蹈襲”的文字工夫所能達到的，是模仿不來的。
賀氏將陸機的《擬古》與《古詩十九首》進行細致的文本對讀，認為“陸士衡擬古，將古人機軸語意，自起至訖，句句蹈襲，然去古人神思遠矣”。他將《擬古》篇與原詩句比照，認為兩者“雅俗懸絕”、“相去不獨徑庭，且天淵矣！”《擬古》“語句板滯、淺直已甚、下語繁簡迥異、綺霞蔚爛”全無生動，句句作繁麗語，無複回味，語意索然，一氣直說，何其薄也，遂無味矣，原詩乃“綿邈”、“輕宕”、“情至之語”、似真似諧，寄意空曠，淡淡寫來，自爾妙絕。十字蘊涵，譜盡相思，古今情人千言萬語，總從此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