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際是中國古代詩論發展的成熟期和集大成期，“清”與“厚”的詩學思想與儒家崇尚“陽剛與雄厚”、道家及禪宗追求“清虛和空靈”的傳統觀念互相滲透、交相輝映，形成了兼剛柔、致中和、發神韻的“化境”理論。“化境”說不僅代表著中國傳統詩歌理論的最後總結，也集中地體現了中國古代審美藝術的思維方式和充實而空靈的藝術精神，更乃中國詩歌傳統“易”思維的審美體現。
如果我們大而化之地來看，“厚”與“清”這兩種審美趣味在曆代各有側重。秦漢時代，儒家“溫柔敦厚”的詩教傳統確立。魏晉南北朝，玄學清談，尚清而不廢厚，“厚”與“清”這兩個審美範疇會通交融，在劉勰《文心雕龍》中初現端倪，劉勰將儒家“溫柔敦厚”的詩教融合道玄的“清虛”傳統，將文學倫理的道統轉換為文學審美的道統，即追求風清骨峻的“中和之美”。唐代詩壇“渾厚”與“清真”並舉，外厚內清。宋代尚“清韻”，卻有宋明理學為底色，外清內厚。明清時期，不論是格調派、竟陵派、神韻說還是肌理派的詩學，均已明確地將“清”與“厚”聯係起來考察。胡應麟“清”與“婉”並重，鍾惺、譚元春提倡“清新入厚”，將“厚”與“清”統一起來。沈德潛提倡“溫柔敦厚”的詩教，但同樣注重“清真、清峭、清夷、清腴、清超、清音、清澈”等以“清”為核心概念的詩歌風格。薛雪在《一瓢詩話》中同樣清真蘊藉並重，認為：“古人作詩，到平澹處，令人吟繹不盡，是陶熔氣質，消盡渣滓，純是清真道籍，造峰極頂事也。”“詩重蘊藉，然要有氣魄。無氣魄，決非真蘊藉。詩重清真，尤要有寄托；無寄托，便是假清真。有寄托者，必有氣魄。無氣魄者，漫言寄托。猶之有性情不可無學問，有學問乃能見性情，二者原不單行。”朱庭珍主張“樸厚”與“清真”應融為一體，方能氣力雄厚，風神清空。其所謂“格調意味，音節法度，風神之用者也。積健則厚，有不雄壯者乎”（《筱園詩話》卷一），為後學指出的學詩路徑即“學者須從雄厚切實處入手，斯得之矣”（《筱園詩話》卷一引紀文達語）。張雲璈認為“厚固清之極致”，詩之“等而上之曰清厚，等而下之曰清淺”。清代劉熙載在《詞曲概》中雲：“黃魯直跋東坡《卜算子》（缺月掛疏桐）一闋雲：‘語意高妙，似非吃煙火食人語，非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俗氣，孰能至此！’餘案：詞之大要，不外厚而清。厚，包諸所有；清，空諸所有也。”劉熙載提倡詩歌“妥溜中有奇創，清空中有沉厚”，認為“厚”與“清”兩者“形異而實同”，倡導一種“厚而清”的詩歌審美趣味。受“陰陽合德”的傳統思想的影響，明清詩論的“化境”說極力調和“厚”與“清”之間的矛盾，融合兩者，深得中國傳統“中和”思想之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