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是第一個廢封建置郡縣的朝代；這是一個革命的朝代。可是二世而亡，留給論史家許多爭辯。封建論者很容易的指出，這短短的一代是封建製的反麵的鐵證。反封建論者像柳宗元這樣，卻得很費心思來解釋秦的速亡並不在郡縣製上——郡縣固然亡，封建還是會亡的。漢是封建和郡縣兩製並用；郡縣製有了長足的發展，封建製也經過幾番修正，漸漸達到名存實亡的地步。年代又相當長。這是郡縣製成功的時代，也是最宜於比較兩種製度的得失的時代。所以本篇說，“繼漢而帝者，雖百代（世）可知也”⑤。漢可以代表魏晉等代；篇中隻將魏晉帶了一筆，並不詳敘，便是為此。漢其實也未嚐不可代表唐。但柳宗元是唐人，他固然不肯忽略自己的時代；而更有關係的是安史以來的“藩鎮”的局麵，那不能算封建卻又像封建的，別的朝代未嚐沒有這種情形，卻不像唐代的顯著和深烈，這是柳宗元所最關心的。他的反封建，不但是學術的興趣，還有切膚之痛。就這兩種製度本身看，唐代並不需要特別提出；但他卻兩回將本朝跟周秦漢相提並論，可見是怎樣的鄭重其事了。《唐書·宗室傳讚》說杜佑、柳宗元論封建，“深探其本，據古驗今而反複焉。”杜佑的全文不可見；以本篇而論，這卻是一個很確切的評語。“深探其本”指立封建起源論，“據古驗今而反複”正指兩回將唐代跟周秦漢一並引作論證。
篇中兩回引證周秦漢唐的事跡，觀點雖然不同，而“製”的得失須由”政”見，所論不免有共同的地方，評為“反複”是不錯的。第一回引證以“製”為主，所以有“非郡邑之製失”④，“徇周之製”，“秦製之得”⑤，“州縣之設，固不可革”⑥等語。
這裏周製之失是“末大不掉”③，秦製之得是“攝製四海，運於掌握之內”④；漢代兼用兩製，“有叛國而無叛郡”⑤，得失最是分明。秦雖二世而亡，但“有叛人（民）而無叛吏”④，可見“非郡邑之製失”。唐用秦製，雖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但“有叛將而無叛州”，可見“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⑥。兵原也可以息爭，卻隻能用於小群小爭。群大了，爭大了，便得“有德”，而且得有大德。“藩鎮”是大群，有大爭；而有兵無德，自然便亂起來了。——這番征引是證明“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那個主旨。第二回引證以“政”為主，所以有“侯伯不得變其政”，“失在於製，不在於政”⑧，“失在於政，不在於製”⑨，“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⑩等語。周雖失“政”，但“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上下牽製，以至於此。所以真正的失，還“在於製，不在於政”。秦製是“得”了，而郡邑無權，守宰不得人；二世而亡，“失在於政”。“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郡邑，可謂理（治）且安矣”⑩。篇中接著舉出孟舒、魏尚、黃霸、汲黯幾個賢明的守宰。“政”因於“製”，由此可見。至於唐“盡製郡邑，連置守宰”，“製”是已然“得”了，隻要“善製兵，謹擇守”，便會“理（治）平”，不致失“政”。這就是上文提到的柳宗元向當時執政者建議的簡要的原則了。——這番征引是證明郡縣的守宰“施化易”而“能理（治）”⑦，回答那第一難。郡縣製的朝代雖也會二世而亡，雖也會“桀猾時起，虐害方域”⑥，但這是沒有認真施行郡縣製的弊病，郡縣製本身並無弊病。封建製本身卻就有弊病，“政”雖有一時的得失，“侵弱之辱”“土崩之困”終久是必然的。——篇中征引，第一回詳於周事，第二回詳於漢事。這因為周是封建製的代表，漢是“政”因於“製”的實證的緣故。唐是柳宗元自己的時代，他知道的事跡應該最多，可是說的最少。一來是因為就封建郡縣兩製而論，唐代本不占重要的地位，用不著詳其所不當詳。二來也許是因為當代人論當代事，容易觸犯忌諱，所以還是概括一些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