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製的作用在求“理（治）平”或“理（治）安”⑩，這是“天下之道”。“理（治）安”在乎“得人”，“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治）安’”。郡縣製勝於封建製的地方便在能擇守宰，能進賢退不肖，賞賢罰不肖。“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睹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複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⑩這正是能擇人，能擇人才能“得人”。但如孟舒、魏尚，本都是罷免了的，文帝聽了田叔和馮唐的話，才知道他們的賢能，重行起用，官複原職。可見知人善任，賞罰不差，也是不容易的。這不但得有賢明的君主，還得有賢明的輔佐。“謹擇守”隻是個簡要的原則，實施起來，得因時製宜，斟酌重輕，條目是無窮盡的。能“謹”擇守宰，便能“得人”，天下便能“理（治）安”了。“得人”真可算是一個不變的道理；縱貫古今，橫通四海，為政都不能外乎此，不過條目隨時隨地不同罷了。柳宗元說郡縣製是“公之大者”，便是為此。封建之初，雖然是“其德在人（民）者”，死了才“求其嗣而奉之”②，但後來卻隻是“繼世而理（治）”。“繼世而理（治）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這隻是私天下，家天下。“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湯武雖是“聖王”，而不能革除封建製，也不免有私心；他們是“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始皇改封建為郡縣，其實也出於另一種私心，這是“私其一己之威”，“私其盡臣畜於我”。可是從天下後世看，郡縣製使賢不肖各居其所，使聖賢有以立於天下，確是“公之大者”。所以說“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向來所謂“公天下”，原指堯舜傳賢，對禹傳子的“家天下”而言。那是整個兒的“以天下與人”。但堯舜之事太“遠”了，太理想了。本篇著重實際的政製，所以存而不論。就實際的政製看，到了柳宗元的時代，郡縣製確是“公之大者”。他將新的意義給予“公天下”這一語，而稱“公天下之端自秦始”，也未嚐沒有道理。
議論文不管是常理，是創見，總該自圓其說，所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最忌的是自相矛盾的毛病。議論文的作用原在起信；不能自圓其說，甚至於自相矛盾，又怎麼能說服別人呢？本篇開端道：“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民）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上麵的兩答，好像是平列的；下麵的兩問兩答卻偏承著“生人（民）果有初乎？”那一問說下去，將“天地果無初乎？”一問撇開了。按舊來的看法，這一問原是所謂陪筆；這樣撇開正是很經濟的。可是我們覺得“無初”一問既然在篇首和“有初”一問平列的提出，總該交代一筆，才好撇開去。照現在這樣，不免使人遺憾。篇中又說，“群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接著卻隻說“德又大者”，更不提“有兵”一層。論到世襲製，也隻說“其德在人（民）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②。柳宗元不提“有兵”的用意，我們是可以看出的，上文已見。他這兒自然也是所謂省筆；可是邏輯的看，他是並沒有自圓其說的。——前一例是邏輯的不謹嚴，廣義的說，不謹嚴也是沒有自圓其說的一目。又，篇中說：“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民）之初乎？”①後麵卻又說，“夫殷（湯）、周（武）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這“不得已”雖也是“勢”，卻跟那“生人（民）之初”的勢大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