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開頭
聽說今年上海的熱，是六十年來所未有的。白天出去混飯，晚上低頭回家，屋子裏還是熱，並且加上蚊子。這時候，隻有門外是天堂。因為海邊的緣故罷，總有些風，用不著揮扇。雖然彼此有些認識，卻不常見麵的寓在四近的亭子間或擱樓裏的鄰人也都坐出來了，他們有的是店員，有的是書局裏的校對員，有的是製圖工人的好手。大家都已經做得筋疲力盡，歎著苦，但這時總還算有閑的，所以也談閑天。
閑天的範圍也並不小：談旱災，談求雨，談吊膀子，談三寸怪人幹，談洋米，談裸腿，也談古文，談白話，談大眾語。因為我寫過幾篇白話文，所以關於古文之類他們特別要聽我的話，我也隻好特別說的多。這樣的過了兩三夜，才給別的話岔開，也總算談完了。不料過了幾天之後，有幾個還要我寫出來。
他們裏麵，有的是因為我看過幾本古書，所以相信我的，有的是因為我看過一點洋書，有的又因為我看古書也看洋書；但有幾位卻因此反不相信我，說我是蝙蝠。我說到古文，他就笑道，你不是唐宋八大家，能信麼？我談到大眾語，他又笑道：你又不是勞苦大眾，講什麼海話呢？
這也是真的。我們講旱災的時候，就講到一位老爺下鄉查災，說有些地方是本可以不成災的，現在成災，是因為農民懶，不戽水。但一種報上，卻記著一個六十老翁，因兒子戽水乏力而死，災象如故，無路可走，自殺了。老爺和鄉下人，意見是真有這麼的不同的。那麼，我的夜談，恐怕也終不過是一個門外閑人的空話罷了。
颶風過後，天氣也涼爽了一些，但我終於照著希望我寫的幾個人的希望，寫出來了，比口語簡單得多，大致卻無異，算是抄給我們一流人看的。當時隻憑記憶，亂引古書，說話是耳邊風，錯點不打緊，寫在紙上，卻使我很躊躇，但自己又苦於沒有原書可對，這隻好請讀者隨時指正了。
一九三四年，八月十六夜，寫完並記。二字是什麼人造的？
字是什麼人造的？
我們聽慣了一件東西，總是古時候一位聖賢所造的故事，對於文字，也當然要有這質問。但立刻就有忘記了來源的答話：字是倉頡造的。
這是一般的學者的主張，他自然有他的出典。我還見過一幅這位倉頡的畫像，是生著四隻眼睛的老頭陀。可見要造文字，相貌先得出奇，我們這種隻有兩隻眼睛的人，是不但本領不夠，連相貌也不配的。
然而做《易經》的人(我不知道是誰)，卻比較的聰明，他說：“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他不說倉頡，隻說“後世聖人”，不說創造，隻說掉換，真是謹慎得很；也許他無意中就不相信古代會有一個獨自造出許多文字來的人的了，所以就隻是這麼含含胡胡的來一句。
但是，用書契來代結繩的人，又是什麼腳色呢？文學家？不錯，從現在的所謂文學家的最要賣弄文字，奪掉筆杆便一無所能的事實看起來，的確首先就要想到他；他也的確應該給自己的吃飯家夥出點力。然而並不是的。有史以前的人們，雖然勞動也唱歌，求愛也唱歌，他卻並不起草，或者留稿子，因為他做夢也想不到賣詩稿，編全集，而且那時的社會裏，也沒有報館和書鋪子，文字毫無用處。據有些學者告訴我們的話來看，這在文字上用了一番工夫的，想來該是史官了。
原始社會裏，大約先前隻有巫，待到漸次進化，事情繁複了，有些事情，如祭祀，狩獵，戰爭……之類，漸有記住的必要，巫就隻好在他那本職的“降神”之外，一麵也想法子來記事，這就是“史”的開頭。況且“升中於天”，他在本職上，也得將記載酋長和他的治下的大事的冊子，燒給上帝看，因此一樣的要做文章——雖然這大約是後起的事。再後來，職掌分得更清楚了，於是就有專門記事的史官。文字就是史官必要的工具，古人說：“倉頡，黃帝史。”第一句未可信，但指出了史和文字的關係，卻是很有意思的。至於後來的“文學家”用它來寫“阿呀呀，我的愛喲，我要死了！”那些佳句，那不過是享享現成的罷了，“何足道哉”！三字是怎麼來的？
照《易經》說，書契之前明明是結繩；我們那裏的鄉下人，碰到明天要做一件緊要事，怕得忘記時，也常常說：“褲帶上打一個結！”那麼，我們的古聖人，是否也用一條長繩，有一件事就打一個結呢？恐怕是不行的。隻有幾個結還記得，一多可就糟了。或者那正是伏羲皇上的“八封”之流，三條繩一組，都不打結是“乾”，中間各打一結是“坤”罷？恐怕也不對。八組尚可，六十四組就難記，何況還會有五百十二組呢。隻有在秘魯還有存留的“打結字”(Ｑｕｉｐｐｕｓ)，用一條橫繩，掛上許多直繩，拉來拉去的結起來，網不像網，倒似乎還可以表現較多的意思。我們上古的結繩，恐怕也是如此的罷。但它既然被書契掉換，又不是書契的祖宗，我們也不妨暫且不去管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