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問：正好來這個問題，用二字就可以了，還不夠，借畢加索說一說。
問：作家這個行業最重要的職業道德是什麼？
答：就是前麵這個問題。
而且，“作家”是個“行業”？當“道德”由“職業”來規範時，還可能是道德？
倒可以談談作家最不道德的行徑是什麼，那是：存心欺騙人，蓄意狎弄人，使讀者習慣於被欺被狎，久而久之，以為不是這樣就不是文學——“這樣”的現狀，正是作家的作孽。
第十一問：你們頭腦要非常清楚，不能給他麵子。但不回答，太刻薄鋒利，但還是忠厚（“職業道德”，這句話是不通的）。
問：好的作品、好的作家，用什麼方式鼓勵“最受用”？
答：“好的作品”，“好的作家”，誰來定這兩個“好”呢，若說好的作品好的作家是由“好的讀者”、“好的評家”來判定，那麼，又多了兩個“好”，又是誰來頒賜的呢——姑置不論，姑妄就題論題：
已有好的作品，已列為好的作家，那就不需要鼓勵。需要鼓勵的是，寫了些東西，不夠好，而頗有可能寫出好的東西來，那樣的人（此時，稱之為“作家”嫌早）鼓勵鼓勵，才值得設想一下什麼是他所“最受用”的。
作品是物，物是無從鼓勵的。作者是人，普通人，隻要讚美。特殊人，但求理解。一流作家（漫長曆史好容易作出仲裁的）其涵量百年千載理解不盡，讚美就顯得很次要似的。如果在他有生之年，同代人能含糊地認知這種作家的“作品”的“人”，這點認知，便是百年千載的“理解”進程的啟始，算是早的、順利的、僥幸的。而其實倒是“鼓勵”了讀者：一、大體輪廓上看出麵對麵的是何種性質的作家、何種性質的作品。二、能解的解，不解的保持不解，這樣就減少誤會和歪曲——所以，寧是讀者“最受用”，讀者“受用”了，作者也不無“受用”之感。回過身來打量另外的那種隻需讚美不求理解的“作”“家”，恐怕有著什麼根本性的隱衷。《聊齋誌異》裏麵有許多女的男的，俊俏伶俐，非常之需要讚美，非常之不求理解，一旦眼看要被理解了，便逃之夭夭。
那麼，大概總不外乎用“理解”這個方式去對待作家，是最受用的吧，在進程中，夾入幾個褒義的動詞形容詞，那就不必計較了。
第十二問：編輯先生以為自己是大家長，婆婆媽媽。要把這東西弄破。誰來定這個“好”？這是常識問題。“姑置不論”，不和他計較。下段，先是夫子自道，後來就罵他們。
問：您如果不是花這麼多的時間寫作的話，您想您會做什麼？
答：騎馬。彈琴（piano）。烹調川菜。去西班牙鬥牛，不，看鬥牛；午睡，那邊都午睡，小偷也午睡。我是為夜間寫作投資。
第十三問：這問題可以不回答，但給他一點麵子。我在紐約哪有騎馬、彈琴，但要這麼寫，塑造這樣一個東西。“去西班牙鬥牛”是故意說錯話。再來一個具體的，“午睡”。故意這樣。要有氣度。
問：在什麼地方（環境）你寫得最順意？
答：繁華不堪的大都會的純然僻靜處，窗戶全開，爽朗的微風相繼吹來，市聲隱隱沸動，猶如深山鬆濤……電話響了，是陌生人撥錯號碼，斷而複續的思緒，反而若有所悟。
第十四問。無非安靜一點的地方。但也得像“秋菊打官司”，有個“說法”。答這兩個問題，都是擺姿態。
問：您個人是否覺得與社會頗為格格不入？作為一個文學家，您是否覺得自己與社會的主導價值、流行時尚頗有距離？
答：就人類社會的整體觀念的結構性而言，我容易認同並且介入。局部的一時的“格格”呢，能遷就的遷就，不能遷就的便退開（為了取得“退開”的能動性，花了數十年工夫）。另外則好在我從來沒有“作為一個文學家”的自我感覺。時常聽到別人在說“我們作家……”如何如何，覺得完全隔膜，反正別人的“我們”，對於我是“他們”（“她們”），閃身讓開，免得擋了道。關於社會的“主體價值”、“流行習尚”，最好能處於“導演”的位置上，不行，便希望處於“演員”的位置上，又不行，退而作“觀眾”。社會是個劇場，觀眾至少也在劇場裏，所以，若說“距離”，僅僅是觀眾席與舞台的一點距離，有時坐前排，有時坐後排，有時坐包廂，十八十九世紀似的。總之“距離”不大，大了就看不清演的是什麼戲了——我是個戲迷，報紙上國際版、社會版的新聞每天看得仔細，文藝版娛樂版則一掠而過，不夠戲味。我想，既然宿命地是個戲迷，我不入劇場誰入劇場？大概是這樣，是這樣的。
第十五問：他希望答者對兩個問題“格格不入”、“保持距離”，都說yes。確實是的，但我不肯回答，等於抓個女人跟她訴苦——訴什麼？我不訴這個苦。
怎麼辦？居高臨下，從大處著手：“從人類社會……”我認同介入。關於導、演、觀眾，是既老實又不老實。其實是導演做不成，做演員，又不願，做觀眾，叫叫。
以下是自己玩玩自己。
最後是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口氣很大，把地獄說成劇場。我是個救世主，失業的救世主。
你看一路下來多少危險的地方。答者不能掉下去。
莫紮特，差一點就是小孩子，幼稚可笑，但他從來不掉下去。
問：假如您的作品有正麵的社會、政治影響的話，您希望它是些什麼？
答：現代人（現代社會）缺乏或喪失兩種遠景：曆史遠景，理想遠景。舊信仰式微之後，新信仰沒多久就惡性地破滅了，再新的信仰，萌發不起來。如能憑借“過去”和“未來”的兩極認知，結合為一個“觀點”，並有賴於文學的本體性所可能潛起的親和作用，便希望與讀者共取這個“觀點”，同事兩種遠景的執著，從而嚐試判斷，“現在”的失控，是否緣於“過去”的失落，必然導致“未來”的失敗。（這個世界性的荒謬圖景，表現在局部地域就特別彰著嚴重）“社會”、“人”變成不情不理無情無理的怪物。故以此反證：清醒於兩種“遠景”的存在感，尚能麵臨“失控”的年代時畢竟有所抗衡，有所肯定，有所葆儲，有所榮耀，猶如古希臘人的“不丟盾牌”——道理粗淺如此，唯其粗淺，就不能不曲折盤旋地呈現它，才有可能近乎“文學”，即隱隱秉著這個棘心的意念，漫無實際的功利目的，兀自調理一群岌岌可危的方塊字，不使僭越“文學”的本體界範。事情就差不多了。書，大別之是兩類，一類水手讀，一類船長讀。我喜歡水手，原是想給水手取樂的，寫寫又寫得似乎是為船長解悶了。弄得兩方都嫌煩，水手嫌古板，船長嫌胡鬧——要是中國的文學作品果真能有正麵的社會、政治的良好影響，那就太令人興高采烈了。在歐洲，這種事是有的，有過幾次。中國，看看像是有了，又沒有了。這種像是有了終究沒有了的事，給人以希望。但，還有一件事：莎士比亞，他的作品，對正麵的社會、政治影響是些什麼？
第十六問：這算是問者的得意處。你一本正經，我也一本正經。“新信仰沒多久就惡性地破滅了。”光是寫“破滅了”，不行的，密度不夠，要加上“沒多久”就“惡性地”。以下有所“抗衡”、“葆儲”、“榮耀”，是名詞，要有個形容：“不丟盾牌。”
你們以為高深，道理粗淺如此。借以說出文學的本體性。我有功利目的，但卻是“漫無實際的功利目的”。
硬性的講完，講點軟性的。於是講講書、水手、船長之類。最後，引莎士比亞，把我前麵談的全翻掉——不必找這個東西。什麼“正麵社會影響”，講那麼多，最後啪的一下全撤掉。
問：除了寫作，作家對社會還有什麼其他的責任？請列舉。
答：應得向“作家意識”明確的人請教。很想聽聽，到底作家除了把作品寫好之外，還有什麼責任可盡，而且確鑿是盡了的，以及正在盡和將要盡的總共有多少。更令人好奇的是：如果“其他的責任”盡得真不錯，盡得好透了，而“作品”寫得太那個，或者寫得有點近乎糟糕——怎麼辦呢？
第十七問：他們又是有心裏準備的：到孤兒院養老院去，男男女女花枝招展，去訪貧問苦。所以問這個，真怪，還請你舉例。所以我一上來就叫他們去向別人請教，別來問我，釘死——不能說“寫得不好”，是“太那個”了。
問：出版界對中國作家是否盡到應盡的責任？學術界呢？
答：出版界也很複雜哩，看不清的不談，看得清的是眼前的書，很醜，形式上很醜，反而不及三十年代的稚拙得有風味。中國傳統的書，極為雅致，十分講究格調，在世界性的書的大觀中，自成典範，說明祖先們全然精通此道。這個人文高度的標幟已屬疇昔光榮，像古代衣冠，美則美矣，不為現代生活所許可。西洋的印刷機和技術（包括紙張、製紙法）傳來之後，局麵別開，而奇怪的是：對於字體、版式、印刷、裝幀，整本書的形象效果，竟會曆一百年尚未融會貫通——不是小事，事情大在整個民族的文化教養、藝術常識上，出版界看不出自己的書的麵貌是醜時，而據說讀者（購買者）就是喜歡豔俗、小家子氣那種樣子（書的作者們也頗安於現狀），供方摸到了求方的心理，推演為：愈豔俗愈小家子氣，銷路愈佳。那麼，從旁再加推演，十年百年下去，不堪設想的局麵是堪設想的。
改善改良書的形象，有待整個民族新的人文高度的出現，單向出版界進諫，沒有用，出版界，能賣得掉的才是書。
學術界，“學術界”之與“作家”，似乎不存在“應盡的責任”，真有這樣一重精神生活上的倫理關係嗎？學術界所事範疇廣袤，對文學史、文學家、文學作品、文學思潮等方麵的研究，僅是許多方麵中的某些方麵，如果這些方麵的研究風氣盛，成果大，並不印證當代的文學創作繁榮，更不是說對作家盡了責。隻有“文學批評”一項，如果出了優秀的批評家，高超的大批評家，與之同代的作家、大作家受其照耀，都可能得個什麼好歹名堂（但批評家、大批評家如果隻對曆史上的作家、大作家有興趣，對同代的作家、大作家沒有興趣，那也不能埋怨他“不盡責”），反之，出了顢頇昏庸的文學批評家，那就隻會亂了文學的“朝綱”，爭座位時，製造些專供外揚的家醜。所以，若論文學的學術活動，最好還是文學家自己來兼。西歐的情況，每每如此，尤其近代，創作的天才往往就是批評的大才，神而明之的詩人也博而精之地寫論文、作講演，出色當行極了。
從曆史上求證，文學的學術活動與文學的創作活動不平行的時期多，平行的時期少。學術昌明，創作暗澹，有之。學術疲，創作興旺，有之——曆史上是這樣，當今不外乎是這樣。而希望的是學術創作昌明興旺，因為曆史上也曾有過這樣的幾個平行期。
第十八問：他也釘下去了，以為問得很專門。我也不讓，認真下去。講出版界、書店、讀者，然後用“供方”、“求方”，有個硬度。“不堪設想的局麵是堪設想的。”先用形容詞，後麵的“堪”是指事實。再來個“專供外揚”的“家醜”。
問：成為作家以來，您所付出的最大代價是什麼？
答：我的“以來”，隻是投稿、結集以來。沒有“付出”而有“收入”，例如稿酬、版稅、贈書，都照收不誤。一定要說“代價”，除非是指自己花錢買自己的書，去送給別人，別人不喜歡，扔掉了——“代價”很小，付得起，以後也許還要送。寫作是快樂的，醉心於寫作的人，是個抵賴不了的享樂主義者。
第十九問：開開玩笑了。許多人會講創作如何心血勞動，大多數來抱怨太太不支持之類。寫作是快樂的。如果你跳舞、畫畫很痛苦，那你的跳法、畫法大有問題。
問：您對目前市麵的暢銷書排行榜的看法？可能造成何種影響？
答：商品社會不受文化製約，便反過來製約文化。文化一旦成為商品，必然變質。古典、經典之作也會被弄得麵目不清。次文化大量上市，把更次一等的作為陪襯，“次文化”就正名為“文化”，至此“文化”名存實亡，至多作為裝飾，購買者是消費者，書是消費品。書市凋疲固非好現象，書市興隆何嚐是文化景氣。法蘭克福學派成立之初，慨然定了“文化批判”的題，幾十年來觀察思索，得出的模式是：文化＝意識形態＝操縱性工具。“當代”也真不笨，意識形態可以用和諧的假象覆蓋社會矛盾，文化成果不知不覺變成文化商品。法蘭克福學派獨創了一個詞“文化工業”，為了便於說明當代工業社會的文化，是經由對大眾心理的控製而發生作用的。所謂“暢銷書排行榜”，正是很格致的例證。
“文化”，原具有對現實的批判性、否定性、抉擇性（超越現實的追求），然而當代工業社會文化，連一點內心自由和精神上的判斷力也保持不住，整個世界淪為單向度的維護既成秩序的肯定性文化，以法蘭克福學派的目光來看，這是當代工業社會的極權性的普遍表現，追根一直追到廣義的“啟蒙”，浩歎為“啟蒙的辯證法”、“文化的宿命”——麵對這樣的“世紀末”，區區比之霍克海默諸公，心情自更悒鬱，脾氣也愈急躁，然而從東方來的過客，眺見西方的人文背景畢竟還是深厚，多元之多，多元之元，總覺得其間葆蘊著什麼希望似的。反思中國文化命脈的延續和發展，隻能期許於社會的多元架構的締造。中國的現狀是，有的地區“元”而不“多”，有的地區“多”而不“元”，“文化”一直在商品和政令的夾縫裏喘息，中國文化可真經得起折騰，這個韌性，也許便是希望之所在，不妨提前“其言也善”，走著瞧而瞧著走吧。
第二十問：希望我罵罵暢銷書，又希望你也在榜上。這問題我們又要有個常識：問題問到十九、二十，你要回答得好，即使後麵的問題是小題，也要大作，是次要，也要弄成主要——十九問，我沒法大抓，二十問，給我抓住，大大發揮了些。從前破題要一鳴驚人，否則不是人。承，轉，到後麵一定要轉。舉實際例子，達到抽象的證實，就是“格物致知”。最後一句：“不妨提前‘其言也善’。”其實是死了。
這段答牽涉比較大。其中為什麼借用法蘭克福學派？借刀。你們不聽木心，那去聽聽法蘭克福學派。
這篇訪談一出，再也沒人來找我訪談了。
把提問者奚落了。
塔下讀書處
接著講《塔下讀書處》。
第一次發表，叫《憶茅盾書屋》。後來改名。當時是策略，吸引讀者。讀完後，可知作者很傲慢。這人來曆不凡——“昭明太子讀書處”的來曆——很傲慢。但埋得深，不要緊，淺淺的傲慢，要被人笑的。
我家後園的門一開，便望見高高的壽勝塔，其下是“梁昭明太子讀書處”，那個曠達得決計不做皇帝，卻編了部《文選》的蕭統，曾經躲到烏鎮來讀書。
魯迅：後園，兩棵棗樹。我：“後園的門一開，便望見高高的壽生塔。”有共通處，寫法看似不一樣。“後園”、“門”、“塔”，三名詞。“一開”、“看見”，動詞——連係起來了。其實這塔離我家還有一段路。不可想象的：哪有一打開後門就是高塔？大家寫作不要太老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