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關老爺的“青龍偃月刀”最終敵不過爺爺踏雪詠詩的熏陶，初始的文學夢如雪一般無聲息地融化在幼小的心田。於是，工程師的兒子數學考零分留級，寡母長歎“你不如你爸爸的小指甲蓋兒……”
有一首充滿詩意和聯想空間的歌，它的歌名叫《大約在冬季》。我喜歡秋天，也喜歡冬天，因為冬天銀雪紛飛，如蘆花翻白，雪國的沉寂與肅穆，令人感到空氣之新鮮，田野山巒之純淨。進入青年時代，因為我身陷苦難之中，我特別喜歡聽列寧喜歡的那首俄羅斯民歌：
冰雪覆蓋著伏爾加河
冰河上跑著三套車
是誰在唱著憂鬱的歌
是那趕車的人
歌聲低沉、渾厚、悲涼、含蓄，仿佛在那雪原上留下的馬車車轍，就是一個無盡遙遠、無盡深邃、無盡惆悵的故事。車轍有時筆直如弦，有時又彎曲如弓，我常常把那“弦”和“弓”，看成是人生的直線和曲線；而能給人世留下這些鮮明印記的，是晶瑩剔透的冬季的雪。
我很喜歡冬日的鵝毛大雪。兒時學的國語書本上許多文章，我都已淡忘無存，但是一首描寫冬季落雪的兒歌，事隔50個年頭了，我仍記憶猶新：
北風呼呼叫
大雪紛紛飄
地上銀花兒
積起三尺高
一個老頭兒
弓身把雪掃
掃淨小路兒
又去掃大道
驀然回首，這兒歌不僅親切，而且浪漫。試想，三尺厚的白雪，一個老頭兒怎麼能用掃帚掃得動呢！然而，無人深究其兒歌之孟浪誇張，而是憑借文學去想象那雪國老人的畫麵：雪原很美，那老人被白雪染成白眉白須，簡直美若仙翁。
我之所以能存留下這個鮮活的記憶，怕是跟我祖父不無關聯。爺爺是個清朝末年的中榜秀才，唐詩宋詞他無所不通，我是從氏家族中的長孫，自然被爺爺視若掌上明珠。他疼愛我的方式之一，就是填鴨式地強迫我懸腕仿柳公權碑帖寫墨筆字，其二就是讓我背誦唐詩。河北玉田地屬北國，冬季多雪，越是下雪的日子，爺爺越要拉我出去“尋梅”。其實，縣城城關並無梅可尋；他借著酒興帶我到城南二裏地左右，一個名叫暖泉河（即溫泉）的地方去雪遊。雪團在天空白絮漫飛，地上暖泉翻著滾滾熱浪，這時雪中白須白眉的爺爺，便見景生情搖頭晃腦地背誦起唐代柳宗元的《江雪》一詩：
千山鳥飛絕，
萬徑人蹤滅。
孤舟蓑笠翁，
獨釣寒江雪。
當時，年僅10歲左右的我，既無法知曉詩的內容，更破譯不了爺爺樂趣之所在；但我記住了那首兒歌，怕還是由爺爺在雪中吟詩留下的記憶。因為人的記憶鏈環，是環環相扣、由此及彼的，那掃雪老人的兒歌，便清晰地留在我大腦皮層中了。
祖父喜文，當然會非常重視文化。在我落生的代官屯三十多戶的小小山村中，我家中出了兩個名牌大學的學生：一個是我的父親從蔭檀，他畢業於天津北洋大學，是學理工的；另一個是我的叔叔從蔭芬，畢業於北平輔仁大學國文係。兩個姑姑都到北平求學，受過中等師範學校教育。有失平衡的是，我母親和嬸嬸都是目不識丁的文盲，這是封建社會的畸形發展帶來的畸形婚姻。我的父親和我母親結合，首先是親戚的撮合。據已年高86歲的老母親回憶：當時我爸爸在天津讀書放假歸來，縣城裏的城隍廟正唱大戲（京劇），姥爺套上白騾子車，說是去城裏看戲，實際上是去戲台根下相親。母親年輕時，是五姐妹中皮膚最為白皙的，但又是五姐妹中唯一裹腳纏足的。我爸爸是個開明進步的學子，何以會看上我的母親，我無法探源，反正是他們結合後，於1933年農曆三月十三日生下了我。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之後，北洋大學隨國民黨西遷重慶。爸爸畢業後在機場做工程師的工作，後來爸爸與幾名同學不滿國民黨消極抗日，出重慶朝天門想乘船去武漢轉道投奔延安時被捕，在國民黨陸軍監獄關押期間，肺病（當時稱之為肺癆）複發而亡。因而我父母之間的婚姻，對於我是一個不解之謎。據家叔告訴我：爸爸在投考北洋大學時，在幾千名考生中，中了“頭名狀元”，是個十分聰慧的人。1947年家鄉進行土地改革時，貧下中農曾從我落生的屋頂中找出來我爸爸藏在頂棚上的禁書，其中一本就是用毛邊紙印的列寧著作《國家與革命》。這些能有助於我了解爸爸的稟賦與智慧，卻無助於我得知父親與母親結合的原因——因家父亡故重慶時我才4歲，我連父親的模樣都無從記憶。
我22歲時，被吸收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並出席新中國第一屆青年創作會議，成為一個出版了短篇小說集的作家，似乎難以從父母身上找到藝術基因的遺傳作用。因為我外祖父是個清末“武舉”，我記憶最清楚的是頂門用的那口幾十斤重的“青龍偃月刀”。兒時見他舞槍弄棒、彎弓射雁，雖覺得挺有趣的，但當他擰著我的一隻耳朵，叫我早上起來陪他一塊去練功時，我還是沒能從命。因而我姥爺說我會成為一個沒出息的書蟲，成不了什麼大氣——他是很鄙視文秀才——我的祖父的。那勁頭頗有點看京劇《將相和》中廉頗蔑視藺相如，但沒有京劇收尾中的和好。
因而從血統探源上尋覓，我有三個源頭：一文二武三理工。使我始終不解的是，我自幼沒有理工科細胞，盡管我父親是理工學科的尖子，如果他不遭厄運，28歲過早夭折於南國的話，會成為鼎鼎盛名的發明家，但我身上卻難找到他的影子；與之相反，我在城關上小學時算術就常常不及格，爺爺常以我父親為例進行訓導，但無效果。我躲在柴禾垛後邊和大缸的缸縫中，看的盡是些似懂非懂的小說，如《石頭記》以及武俠小說《青城十九傳》《蜀山劍俠傳》《鷹爪王》《十二隻金錢鏢》《雍正劍俠圖》之類。前年，我小姑從台灣來故裏探親，還詢問過我一個她目睹的細節：有一次到了吃午飯的時候，到處找不到我，最後我拿一本《三俠劍》從結滿蛛網的糧缸缸縫中鑽出來，為此我母親用笤帚疙瘩打過我的屁股。這細節我已無記憶，但是迷戀雜書，並到沒人的地方去看，我倒是記得十分清楚的。這被我姥爺的話言中了：我是個沒有用的小書蟲。
當代醫學中有一種隔代遺傳學說，大概我天賦秉性的形成，可以歸納為我祖父的潛移默化之影響。爺爺生性寬厚豁達，不拘小節，酒喝多了便發酒瘋，東搖西晃地像打醉拳。我也是個小馬大哈，到北平求學時，插班於西四北小學六年級。當時每節課之前，學生都要排隊步入教堂，有一次我站在前排，後排男女同學忽然鵲聲四起，然後是掩麵而笑。之後，我才知道我早上從玉皇閣夾道背著書包上學時，外褲不知何時被劃了一個三角洞口，外褲裏沒穿內褲，因而露了屁股，前排同學視而不見，後排同學卻能看得一清二楚。本來我這個光葫蘆頭的農村娃子，走進北平學堂，已然被看成是小土包子，加上那褲子後的洞洞，便引發了這場笑劇。我用手一摸，發現了自己的破綻所在，立刻麵紅耳赤。這時，一名叫劉惠雲的女同學，突然對嘲笑我的同班同學喊了一聲：
“嚴肅點，別嘲笑農村來的從維熙同學，你們油頭粉麵的，就自認為好看？呸——”
如果說我在北平小學上學，留下了什麼深刻印象的話，這是唯一的印象；如果說同班同學誰使我難忘的話，就是這位劉惠雲。她家住在大紅羅廠，粉麵蛾眉、前額開闊、膚色白晳、家中富有，據說她父親是國民黨金融界中的一個要員。十分湊巧的是，後來我混跡北平二中讀初中，學校去頤和園遊園時，正逢與劉惠雲所在的女三中同日，我與她在頤和園後山不期而遇。我佩戴著二中領章，她佩戴著女三中的胸徽，由於有她對我褲子破了洞抱打不平之舉，我和她都萌動了少年少女之情懷。她把她家的電話號碼給我，我卻膽怯地不敢去撥動電話（當時北平二中傳達室隻有一台老式搖棒電話機）。倒是她先給我來了一封短函，要我去西單蟾宮電影院去看一部美國的《絕代佳人》電影，算作我和她的初約。
是怯懦？有這個成分。是缺乏嚴密條理？這正是少年“維特”之缺陷。我在這場初次約會中，竟然帶了同班同學譚霈生同往（1949年後的著名戲劇評論家，曾任中央戲劇學院戲劇文學係主任），這個愕然之舉，一下挫傷了這位公主的情致與自尊，導致了初約即是幕閉之結局。但我一直記著她在小學時仗義執言之舉，一直尋覓她的消息，反饋回來的消息是：她和她的全家，在解放北平前夕飛往台灣。因而，在1988年春節前夕，台灣《聯合報》副刊向我約稿時，我塗抹了《寄夢》一文，發表於該刊春節專號上。文中除問候我在台灣的小姑平安，祝賀我的組合式長篇《鹿回頭》在台灣出版麵世之外，夢是寄給她的。文中我重憶北平少年時代舊事，祝福她闔家幸福，並希望她不要變成白先勇小說中的平庸的主婦“尹雪豔”，而是青春永駐、心靈永遠年輕的“劉惠雲”……
夢！是個夢！當我步入人生之冬季，在這多雪的冬天，重溫我的少年時期，它是一個淩亂而混沌的夢。那不是初戀，是朦朧中青春的蘇醒，是兒女情愫第一次撞擊心扉。但是這一切都由於我欠缺理性思維而自我扼殺了。
少年時代，我的智能智商是畸形的。讓自己引為恥辱的“褲子洞洞”隻是其中之一件。第二個帶有自戕色彩的事，是我考取了平民中學，當公榜貼出錄取名單時，我竟然漏看了自己的名字。為此，在北平以當保姆謀生並供我上學的母親十分傷心，連連長歎我不如我爸爸的小指甲蓋。殊不知是我馬大哈成性所導致的後果；待我知道我被錄取時，又因沒能及時報到，名額已被後門考生取代（這不僅使我刺傷了母親的心，還失去了與王蒙同窗之機緣，王蒙亦於當年考入平民中學）。沒有辦法，我在北平朝陽大學讀書的老姨，找了在北平市政府任職的親戚，經過他疏通關係，我走進了北平二中的課堂。1949年前的北平二中與1949年後的北京二中一樣，都屬於一流的重點中學，對於我這個厭惡數、理、化的學子來說，無疑是個災難。小代數中X+Y=Z的公式所嬗變出來的各種數學方程式，使我苦惱萬分；並非我不想知曉其中的奧妙，但就是沒長著那樣的一顆腦袋，死活進入不了阿拉伯數字海洋，解不開那些數字之謎。由於資質和稟賦之故，在期末小代數考試中，我在同級幾十位同學中成了絕無僅有的一個——我得了零分，吃了鴨蛋，成為該班不準升到初中二年級的留級生，創造了我少年時代的恥辱之最。也許在上帝創造人類時，就賦予人以下幾種類型：理性思維型，感性思維型，感性與理性交織型與呆傻的癡呆型。我自認為我屬於第二種類型，即感性思維豐腴、理性思維枯萎的少年。在兒童時，我躲到缸縫裏去看武俠小說，而又沒有去少林或武當成為武林高手的夢想，因為在我爺爺和我姥爺之間，我崇敬爺爺的滿腹文采，而不崇敬我姥爺能舞關雲長式的青龍偃月大刀。到了北平之後，我接觸到了笑天主編的一本《太平洋月刊》，我把它翻了又翻，讀了又讀，竟然有了寫文章的夢幻。假如尋找我的處女作的話，應當算是“褲子漏洞洞”——我在西四北小學上六年級時的那篇習作。當時，我的一雙童眸，目睹了國民黨南逃之前的腐敗與糜亂，一麵是“朱門酒肉臭”，一麵是“路有凍死骨”，激於少年義氣，我寫了一篇題為《大紅門裏的笑聲》的東西（非小說，亦非散文，算是“四不像”的文章），寄往了《太平洋月刊》。可想而知，它如石沉大海，杳無回音。
進了二中，我讀了許多小說。除去日偽時期的一些作家作品之外，我把李紫尼先生描寫抗日戰爭中兒女濃情的小說《青青河畔草》讀得滾瓜爛熟（此部小說改成電影，女主角由王丹鳳主演）。二中教小代數的老師姓藍，記得有一次他突然提問我說：“我剛才講的什麼？”我站起來，茫然無知，引得全班同學哄堂大笑。藍老師說：“你有什麼病？你不看黑板，兩眼總朝窗戶看什麼，那兒又沒有金鳳凰！”我的同座同學叫李玉成，他的數、理、化才能比我強不了多少，屬於班內倒數第二。下課之後，他同情地對我說：“我知道你在想什麼，你正在想《青青河畔草》中男主人公被炸彈傷及了雙眼，在醫院裏和女主人公的邂逅相逢呢，那情節使人難忘。對嗎？”
真算是知己知彼，一矢中的。因為我讀《青青河畔草》時掉過淚，書頁上留下我心河滴在書頁上一圈圈淚水的漪漣。事隔多年之後的八十年代尾聲，我接到鞍鋼總工程師焦玉書的一封來信，他說他讀我的小說想起了我，他當時正從北歐訪問歸來路過北京，因時間緊迫不及會麵。我複信給鞍鋼焦總說：“同窗之時，你是班裏的理工科尖子，成為國家棟梁之材，理所當然。我自小屬歪牆斜木，歪嘴和尚難與釋迦牟尼媲美，當時隻因機緣，使我誤入二中這所學府聖殿，使我們成為同窗。為此，新中國成立後，二中曾幾次要來家拍我的錄像，作為學校資料存檔。我一直婉拒，因為我這個留級生，生怕誤人子弟，玷汙北京二中名聲……”
二、玉米粥潑在母親身上，也潑進了我心裏，“……要依靠自己”，寡母的叮嚀為我輸入了向命運抗爭的血液。
母親為我的留級神傷至極。當時，她正在內務部街北平二中的斜對門，為一個祖孫三代之家當保姆。母親怕我難堪，不許我在同學們之間張揚，更不允許我帶同學來主人家打擾。土地改革年代，從氏家族在鄉土雖無惡跡，爸爸又是被國民黨關押致死的知識分子，但因家庭階級成分隸屬小土地主，亦不能逃脫時代變革的洗禮。畢業於輔仁大學國語係的家叔，便成了維係全家生活的頂梁支柱。當時，他先在北平萬慈中學當語文教師，後去通縣男師及男師附中擔任教導主任。我爺爺、奶奶及我另一個家叔和嬸母的生活負擔，都背在當教師的叔叔背上。他本來就是駝背羅鍋，因時代巨變，他身上的負荷變得更為沉重。我母親生性好強，一不想寄生於我舅舅家（他當財務局的財稅科長），二不願再增加我叔背上的負擔，便毅然走進這個三世同堂之家，為供我上學而當上了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