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次避開同學悄悄溜進那扇紅門之家，心中便頓生悲涼。常常見到的一個鏡頭是，她在一個大鐵盆裏為三代人洗著一堆衣裳。她身子前仰後合地用力把衣裳在搓板上搓來搓去，肥皂泡沫沾滿她的手臂。她勤奮而無休止地勞動，全然是為了我這個沒有出息的兒子。
留級一事，曾使我久久徘徊於門側。我深知這對失去丈夫的寡母，將如尖刀剜心，思考再三，還是拐彎兒比較妥當。我先找了我在北平師範學校讀三年級的小姑（後來，國民黨南逃之前，曾在北平招聘一批到台灣從事國語教學人員，我小姑報考被錄取，於1948年去台灣當了教師。她生性樂觀豁達，是爺爺和母親之外最最喜歡我的人），聽了我尷尬的陳述之後，反而開導我說：“我看得出來，你大了不是搞理工科的材料，幹脆，去通縣師範附中吧，省得在二中自找罪受。”我求之不得，便求小姑動員我母親鬆口，能允許我離開北平二中。
記憶中我的離校問題，是頗費了一番周折的。我母親受我父親的影響極深，雖然她並無文化，但從我父親那兒躉來了這樣一句口頭禪：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而雇用我母親勞作的家庭主人，是銀行裏的高級職員，都一致反對我離開二中，要我寧可留級，不要離二中，因為二中是多少孩子想入而不能入的名牌中學。後來之所以我能去通縣，要感謝解放戰爭東北戰役的不斷勝利。我母親服役的那個家庭，盡管並非國民黨官僚，但也患上了“恐共症”，於1947年底，即準備南去台灣。這從根本上解決了我離開二中的糾葛，因為我母親難在慌亂的北平城找到另一個勞動之場所。
“真是我的命運不濟。”母親說。
“是我不好。”
“要是你爸爸活著你就不會降級了。”母親又說。
我也應聲著，但心裏並不服氣。心裏想：要全是我父親那樣的人，不都是發明家和工程師一類的人了？誰去寫《石頭記》以及《青青河畔草》之類的小說？世界變得太嚴肅了，太條理化了。像小時候看見母親開雞窩那樣，天亮了把雞放出窩；天黑了雞回窩，又把雞窩石蓋頂上。
由於母親不情願去通縣，致使我在留級的新班裏又讀了兩個月的書，最後才和母親一塊去往我通縣教書的叔叔家，到通師附中跳班到初中二年級。如果把先天的血統的隔代遺傳論拋開，而專談後天人生對人的塑造，在通縣上學是我生活的一個轉折點。到了通縣不到半年光景，首先是爆發了家庭矛盾，而這矛盾的焦點，是一個“窮”字所致。
當時我在學校住宿。爺爺、奶奶以及兩個叔嬸以及他們各自的孩子，一共老少八口，擠在西門內東北後街的兩間房子裏住，加上我母親一個，九口人兩間房子和一個過堂間（做飯用的過堂間，擺滿鍋碗及灶具等），擠得如同蜂窩。焦點問題中的核心，是我母親和我是沒有依靠的孤兒寡母，於是在一個星期日，我從學校回家看望母親和爺爺時，便目睹了一場我嬸母搶我母親手中粥碗之斷腸戲劇。那年我16歲，已然混沌初醒，略知了一點人間的世態炎涼：
“你滾——”嬸母一邊奪著母親手中那碗稀稀的玉米麵粥，一邊對我母親下逐客令。“他叔（指我當教導主任的叔叔）沒錢養活這麼多的閑人！”
我母親本來就個性倔強，立刻反唇相譏道：“我又沒吃你的飯，是他叔同意我們母子倆來的；維熙上學又沒花你的錢，是我把婚嫁時首飾賣了交的學宿費。”
聽到兩個兒媳為一碗玉米麵粥爭吵，爺爺在裏屋隻是老淚縱橫。他得了腦血栓，不僅成了癱子，還由於語言障礙成了啞巴。但他神智並沒有因栓塞而變得糊塗，他拉起我的手不斷揉搓，表示祖父對此事的無可奈何，那一滴滴眼淚是為我們母子而流，因為我父親過早地去世而演出這樣的悲劇。
滾燙的粥灑在我母親的衣襟上，我母親把粥碗用力往桌上一蹾，突然說了聲：
“我走——我走——”
我掙脫開爺爺的手掌，跪到母親身邊，不知說什麼話才好，隻是淚眼巴巴地望著母親。我知道母親是個言必行、行必果的人，一旦做出決定決不更改初衷。但是她能去哪兒呢？去北平的舅舅家？這不太可能，因為她看不上舅舅的行徑。舅舅身為稅務科長，屬於貪官汙吏之類，賞姐姐一口飯雖不成問題，但是母親一直輕蔑舅舅行為的浪蕩不羈：他出入於舞廳，浪跡於花街柳巷。他一米八以上的個兒，一副瀟灑的公子哥兒氣派。他先後娶過五房妻室，最後一個妻子是當時北平花腔女高音馬怡庭。本來馬怡庭癡情於鋼琴聖手老誌誠，可是我舅舅硬是憑借著風月情場上之技能，把馬怡庭從老誌誠身邊挖了過來，成為轟動北平的桃色新聞，各小報紛紛刊載（到了80年代初期，我和老誌誠同為北京市政協常委期間，我曾就此事問及過這位已至耄耋之年的著名鋼琴家。老人表麵上似已淡忘了此事，但他那雙枯幹的眼神裏，卻閃爍出了淚光）。我母親不理解更不諒解我舅舅的浪子行為，因而絕不會去我舅舅家討食，她最後的決定令我吃驚：“我要回老家河北玉田代官屯。”
我當時雖然年幼無知，但隨著家境變遷，對“地主”一詞也不是一無感知，我生怕母親還鄉會受到歧視，但16歲的我又無計可施。教書的叔叔，也出來勸阻母親說：“他嬸脾氣不好，嫂子你別過意，就在這兒湊合著過吧！讓你走了，我對不住死去的大哥！”
母親執意不從，果敢地孑然一身還鄉了。記得那是一個冬季的早晨，我送母親去長途汽車站。天上飄著零星的雪花，我為母親提著一個小小包裹，走在她的身旁。在我生命的年輪史上，這是我第一次的付出，那小小包裹雖然不沉，可是它是我從母親手中奪過來，提在我手上的。
母親無淚。
我流著淚。
母親用手撫去我頭上的雪花，並為我抹去臉上的淚：“你該像你爸爸那樣，好好用功。”
此時母親的話字字千金。我應聲著：“媽的話我記住了。”
“還有……要依靠自己。”母親叮嚀我說，“不要想依賴任何人。”
“我懂了。”
“你回去吧，該誤你第一堂課了。”
“不，我再送您一程。”我說，“長大了，我一定要把媽接出來，您要保重身子。”
母親走了——走在嚴寒落雪的冬季。在這個冬天，我似乎一下長大了許多，我仿佛第一次感悟到了責任。我不僅僅是一個母乳的吸吮者，還應當給母親以乳汁；我不該僅僅是一個愛的容器，還應該有愛的付出。事隔多年，我把這一天視若我少年和青年分界的界河，16歲的我提前進入了青年期，我再也不是嗷嗷待哺的幼鳥，我該是飛出樹巢獨立覓食的一隻鳥兒了。
八十年代，一些文學評論家由文及人地對我進行評說時，常常隻提到了20年勞改生活，對我進行過煉獄般的錘煉，而我少年時代即心揣磐石，卻一直罕為人知。這一段少年生活中的感傷，對我性格的淬火十分重要。如果說我所以能走過20年勞改生活的淒迷驛路，沒有沉淪，沒有頹廢，沒有自慚，都能從我母親性格對我的影響和雕塑上找到根源。新時期文學開始至今，我之所以有30多部小說、散文集出版（包括港、台及外文版），都是在勞改生活中精神的一種延伸。十幾年來，我惜時如命，婉拒過多少遊山玩水的邀請。一個老北京，至今我尚未去過天壇，我屬相酉為雞，實則內核是一頭牛，隻知在稿紙上耕耘播種。但我這頭牛是一條帶犄角的牛，麵對文壇上形形色色的假麵舞會，以及無恥鑽營、溜須拍馬之類，一律冷眼相待。1990年我拒一個文壇權勢人物於家中鐵門之外，則是我的性格表現之一。而這一切，都非我祖父隔代遺傳之功，而是社會以及我那苦命母親對我影響之結果……農民是善良的。特別是我故園那方水土，絕少刁民、無賴，多為勤勞百姓。河北玉田縣之縣名來源，曾有一個美麗的傳說：晉時有陽伯庸者，在終南山種石成玉，故為玉田。我母親返回故裏的代官屯亦為山村，與終南山脈係相連，故而人性溫厚憨實。母親回鄉之後，不僅沒有受到地主家庭之株連，反而因禍得福。據母親回憶，當時的村幹部見她獨自返鄉，立刻給她房子和土地不說，考慮到她是寡婦，又是兩隻小腳，把她安置到一個從氏堂弟家中去住。令人難以思議的是：幹部把趁土地改革之機，濫砍我家昔日林木的盜伐者找來，令其交出林木之錢。當然，村幹部對我母親所以如此優待，根本原因基於祖父一代為書香世家，在村裏沒有留下任何惡跡；至於村裏是否知道我父親在投奔延安時被國民黨抓獲關押致死一事，無從考據。農民就是農民，沒有更大的宏觀鳥瞰，他們更多是從人性和人情出發，給我返鄉的母親以溫暖。因此，我在通縣上學時，居然收到了母親彙寄給我的錢。寫此冬季憶事時，不能忘卻必須提到的一筆，是我從氏家族中的堂妹從由芝，她出身貧農，卻心甘情願擔當起我母親生活上的助手：下地種田，挑水拾柴。（筆者寫此篇憶事文章時，我這個堂妹正來我家。她是我委托豪門集團用小車特意把她接來北京的。我母親思念她，我感激她。）幾年時間裏，她待我媽媽如同對待親生母親。
三、叔叔剪貼本的創作啟蒙，田秀峰老師的創作激勵，走出自卑的我終於能對母親說：兒子要用另一方麵的成績，為您醫療昔日的傷口……
在這種生活境遇中求學，良知迫使我發憤圖強，以求盡快自立。在通師附中，學習環境比較寬鬆，這首先使我感到呼吸的自如。1949年冬解放大軍進入北平，北平改名為北京之後，學校處於冷暖更迭狀態，這給本來就不太注重數、理、化的師範附中，更增加了一些發展個人興趣的生活空間。這時，我有兩個誌趣得到了發展的契機：一、我進了學校的籃球代表隊；二、我兼任起初中牆報（當時叫壁報）的編撰工作。除了這兩個工作符合我身體素質和精神素質並使我的愛好得到了滿足之外，最為重要的是我深藏於心扉的文學稟賦，得到了誘發，這對於我在五十年代能成為一個青年作家，起了重大的啟蒙作用。一天，我去家叔家中閑坐，正逢家中無人（爺爺病故，奶奶和另一個叔叔去了北京城裏另謀生活）。我翻我家叔的一個小小書架，本想找兩本小說看看，無意間竟然翻出我家叔的作品剪貼本。灰色的封麵，本子內白紙上貼著家叔發表於天津《大公報》的作品。其中有詩歌、小說、寓言、散文……家叔筆名陸人，即將繁寫的從字分解成六個人字之意。家叔昔日沒跟我吐露過他曾有作品麵世，我從他平凡的相貌以及微駝的脊背上，也沒發現過家叔有這樣的文學才情。這個發現，對我猶如一場精神地震，我如饑似渴地讀了家叔的寓言小說《阿拉伯數字的故事》和散文《獨白》；前者是描寫金錢數字與苦澀人生的，後者似為我的堂弟維雄而寫。其他詩歌則皆為工整的、仿莎士比亞和白郎寧夫人的十四行詩。詩寫得朦朧抽象，我一時還難讀懂這些詩作中之含意。麵對家叔剪貼在筆記本中的這些作品，我怦然心跳不止，短短瞬間，低矮駝背家叔的形象，頓時在我心中拔高了許多。我想，家叔所以從沒對我談及這些，一是因為經濟困頓的煎熬——他曾為七八口人活下去而奔忙勞作；二是因為家叔從不知曉我心底對文學蘊藏著地火岩漿——他隻知道我是因在二中留級而轉到他執教的學校來的低能兒。（時至1991年春節，我去前輩翻譯家、詩人馮至家中拜年，德高望重的馮至老先生，因為我這個從姓極少，竟然向我詢問起從陸人是我什麼人來。我告之是家叔。老先生感歎不已，說我家叔在輔仁大學時就是才子，隻是生不逢時，文才活活被生活葬埋了。老先生告訴我，他結識我家叔是在他主編《大公報》星期文藝周刊的時候。他認為家叔文學夭折於生理上駝背，身體殘疾導致他在文學上失去堅忍不拔的筆耕之銳勇。我告知老先生當時的生活沉重負荷亦是他天才凋零之原因。我對老先生回敘當年我在通縣上學時，全家生活困頓寒窘之情景，後又告之老先生，家叔已死於“文革”折磨。老先生聽罷，感歎唏噓不已。他說，家叔邁進作家門檻了，蕭乾、李廣田對他的名字都很熟知。連說：實在可惜！實在可惜！）使家叔對我改觀的，是當年通縣附中又來了一位初中語文教師。他叫田秀峰，當他為我們上第一堂語文課時，居然一反老夫子們的教學常態，在黑板上一連寫下三個人的名字：胡風——馮雪峰——田秀峰。然後狂放不羈地對同學們說：“中國有三峰，乃胡風，馮雪峰，田秀峰。鄙人即為田秀峰！”聽慣了老八股講課的同學，對此情此景瞠目結舌，而我卻對這位老師之狂放神態，十分神往。因為他上第一節課，就表示出他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熟知和反傳統的教學模式。第一堂作文課，他也與其他教師不同，他叫同學們自由命題。他的道理是：自由命題思維可以任意奔馳，不受命題之約束。這位老師對我影響非常之大。可以這麼說，我從家叔的剪貼作品中，受到創作啟蒙；在田秀峰老師教學中，得到了創作的激勵。記得，在那次自由命題的作文中，我不知是受了李紫尼先生《青青河畔草》的影響，還是通縣城郊景物的誘惑，我寫了一篇名叫《青青的河邊》一文。文中除對夏時的城郊蘆葦塘進行了細膩描寫之外，還寫了一個家居白洋澱水性十分好的陳景文同學，寫他在浪中擊水的自由自在，寫他在蘆葦中與同學們嬉戲時的幽默詼諧。沒有想到，這篇文章使自喻為“三峰”之一的田秀峰老師如同醉酒，他神采飛揚地朗讀了我這篇小文。尤其使我難忘的是，這位戴著銀絲眼鏡的老師，還向全班預言說：“別看從維熙理科極差，文學必將有所造詣；不信的話，咱們走著瞧！”之後，他沒把這篇作文發還給我，拿去給我家叔過目。家叔在一天下午把我找到學校教導處，詢問起有關這篇作文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