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你寫的嗎?”
我說:“是。”
“不是抄來的?”
我說:“我寫的是班裏的陳景文。”
“投過稿嗎?”
我告訴家叔還是在大紅羅廠小學讀六年級時,幹過一回,但沒回音。家叔告訴我,幹寫作這一行當,不僅要有才情,還要有恒心——至此,家叔第一次對我的看法有了改觀——這是田秀峰老師中間搭橋的結果。過去,我一直自卑,田秀峰老師給了我自信;從自卑到自信的心理轉軌,無疑對我生活道路的選擇起了很大的影響。探究起來,它不過源於一篇小小的作文,它竟然對我的精神起了那麼大的催化和輻射作用,像是一簇浪花,深藏著海的神韻;像是一滴水珠,折射出人生的朝陽。
我就是這樣開始自己的文學之路的。其實田秀峰老師本人,無法與胡風、馮雪峰相比,他隻出版過一本小冊子,書題為《一串念珠》。我讀過這本書,其文采都無法與我叔叔之作相媲美,可是他是開掘烏拉爾金玉的開掘機,我就是被他發現的一顆文學礦苗。(八十年代中期,我曾在報刊上就文學教學發表過一篇文章,提及到這位老師的教學特點,就是極大限度誘發學生的形象思維。不曾料到,此文被田老師的一位友人讀到,便把報紙轉給了他。不久,我突然接到一封從天津財經學院寄來的信,來信者就是田秀峰老師。他在信中興奮異常,除告訴我他在該院任教之外,認為他人生的最大快樂,就在於他教的學生中,出了我這樣一位作家。三十多年的粉筆、教鞭生涯,他已然忘記了我。過去讀我的小說時,有過似曾相識之朦朧印象,經我文章提示,他憶起了在通師附中的往事,還記憶起家叔。他說讀過我的這篇文章後,他打開酒瓶,喝了個一醉方休雲雲。)
為了尋找屬於我的文學發展空間,在通師附中初中畢業後,我報考了北京師範學校(即我小姑昔日讀書所在的北平師範學校——簡稱“北師”),時值1950年秋。還是因數學考分過低之故,我考了個備取第七名。還算幸運,命運主宰我走進了這所以文、體、美出名的古老學府,大作家老舍先生畢業於斯。校園內青鬆翠柏,鋼琴聲在耳畔長鳴。1949年前,我來校園找我小姑,就喜歡這座校園。此時我成為這個校園的學生,簡直是如魚得水。(電影《早春二月》的大部分鏡頭,皆取景於該校校園。可惜,後來北京展寬官園馬路,將該校拆除了,至今我仍為此而感傷。學校有個幾百平方米的大圖書館,我成了圖書館裏的一個書蟲——那年實齡17歲。)
那年冬季多雪,而這個多雪的冬天對我格外多情。該年爆發了抗美援朝戰爭,我以鐵血男兒之滿腔熱血,除了申請參加軍事幹校之外,在該年年底我在《新民報》副刊上發表了《戰場去》的處女作。1951年初《光明日報》舉辦全國大、中學生征文,我以碧征為筆名寫出《共同的仇恨》的小小說,出乎意料的是此文竟獲得征文的第一名。我終於看到我的鋼筆字,變成了鉛字,那種激動和快樂無法用文字形容。記得,當時支付稿酬的辦法,是以糧食中的小米斤價為折實單位,報社給了我90個折實單位的稿費。我拿著錢與同班同學劉炳鑄、吳學恒,在南橫街的一家餃子館,吃了一頓餃子。碧征之筆名,我隻用過這一次,之後便以自己之真實姓名,發表小說於孫犁主持的《天津日報》的“文藝周刊”上。《七月雨》《老萊子賣魚》《在河渡口》……1951年,我接到了家叔一封寄自通師的信,他說他在該校圖書館裏讀到了我的幾篇小說,深感自己往日眼拙,並稱道田秀峰老師是“識馬的伯樂”。他在信中以自身文學創作中途而廢為例,鼓勵我一鼓作氣,萬萬不可重蹈覆轍。
我激動。
我感奮。
我寄稿費給我仍在故園山村的母親,並寫信給母親說:
“媽媽:您含辛茹苦地養育了我,您想把我教育成爸爸那樣的人,但是兒子不是那樣的坯子,無法成為工程師或科學家。我留級降班之事,曾刺傷了您的心,兒子今天用另一麵的成績,為您醫療昔日的傷口……”
後來在1954年,我被調到《北京日報》文藝部工作,母親被我接回北京後,曾告訴我,村裏小學教師為她念這封信時,她流下了眼淚。當然,她流的是喜淚,她萬萬想不到她的兒子,走了一條截然相悖的路程。
可憐天下父母心,普天下的父母無一不盼望兒女成龍成鳳。仔細想來,父母實無必要過多匡正兒女的自我選擇,更無需煞費苦心為兒女設計這樣或那樣的道路。大路朝天,各走一邊,條條道路通羅馬。重要的是應有能力鑒別兒女的資質和稟賦,並誘發這種天賦,使其產生光熱繼而成為閃電雷鳴。其實,過於著重時尚,是一種盲動和浮淺的表現;如果這種功利要求與個人氣質逆向,便會造成對人另一種潛在能源的扼殺。試想:如果當時有人強迫我必須學好數、理、化,那麼我體軀內的文學稟賦,就可能因為種種幹擾而毀滅消亡。
在“北師”三年的學生生活中,我活得輕鬆自在。除了是學校籃球代表隊的前鋒,善於閃、躲、騰、躍在亂軍中切入上籃之外,我一度還迷戀於鋼琴。可惜,父母沒有賜給我一雙大手,我的手指剛剛夠得到八位鍵盤,要想在鋼琴上有所發展,必須要用刀子割開我拇指和食指之間的虎口。這對我來說實在是殘酷了一點,我舍不得為此去醫院挨上一刀,何況又有文學與我生命相伴,我精神已然有了棲息之巢。
到了1953年夏天,即將從“北師”畢業之前,學校教導主任王勝川找我個別談話,他告訴我校黨委已決議讓我破格深造,保送我去北大中文係。我隻回答了一個“好”字,因為在我看來,作家這個職業,更多地在於自身的內在素質,而不在於外在的營養補充;如果非得汲取營養不可,社會大學是更好的課堂。因而當後來北京市召開人代會,決定提高全市教師隊伍質量,學校要我服從大局去當一名小學教師時,我並沒有任何感情上的失落,我回答了一個“好”字之餘,還向學校提出:請把我分配到郊區去,我願意去農村小學。
該年秋天,我和同級女同學王秀榮被分配到海澱區教育局報到。主管分配的人事幹部還沒開口,我就主動提出:如果任教的學校有遠有近,我願意到遠離市區的小學;她是女同學,離市區近的好學校應該分配給她。結果,她留在了海澱鎮教書,我被分配到了頤和園後邊的青龍橋小學——當時,北京市的發展剛剛起步,青龍橋已然算是遠郊區了。
這所小學是一所關帝廟改造的,十分破舊。但我很喜歡學校的幽靜,每當課畢之後,我在配殿改成的教師辦公室,埋頭寫我的小說。學校教師多數不是青龍橋的本鄉人,我一進校,使得教師宿舍顯得擁擠,我對兩隻眼睛外突如玻璃球似的張校長說:“您別為難,我看鍋爐房隻住著燒鍋爐的勤雜工一個人,還能再支開一張木板床,我就和他住在一起好了。”
張校長連連搖頭:“不行,你是教師。”
我連連點頭:“行,我得向工人階級學習。”
張校長執意不從:“鍋爐每天要掏灰,屋內髒得厲害。”
我執意要去:“我不怕髒,您知道我是請求到農村來教學的。挨著鍋爐睡,便沒有冬天了。”
張校長笑了:“這不太合適吧?”
我說:“合適,不算您分配我住進鍋爐房,算我自願請求住進鍋爐房的,這總可以了吧?”
張校長最後答應我暫住幾天,等一位姓朱的老教師調回市內後,我再頂他的窩兒。我就這樣在鍋爐房內住下來了,每天拍打被褥時,塵土飛起尺高,我著實不覺得有礙教師麵子,反而自得其樂。在這所小學,我任教的一個班有30多個學生,是幾個班級裏挑出來的調皮搗蛋生。我想想我自己過去也不能算個好學生,因而在學生們身上我投入了許多感情,注入了不少心血。“家有五鬥糧,不當小孩王”,這是自古傳流下來、社會對小學教師職業的鄙薄,我幹得卻蠻有興味。這引發了眨著一雙玻璃球一般眼睛的張校長在一次教師周會上說:“青年同誌就是有朝氣,不僅把這個‘尖子’班帶得不錯,業餘時間小從老師還發表了不少小說哩!同誌們看——”他舉起《天津日報》,“文藝周刊”以大半版的篇幅,發表了我的小說《遠離》。“隻是小從老師這號人才,咱這關帝廟怕是太小,放不下這個神靈,終究有一天會被調走的!”
這話被張校長言中了。我在鍋爐房與鍋爐工為伍半年,1954年初春,北京市委宣傳部一紙調令,就把我調到了《北京日報》。那時,黨風純正,青年人心靈潔白,沒有“走後門”這個詞彙,是因為社會上沒有走後門的行為。據《北京日報》老詩人晏明事後告訴我,是他力薦把我調至報社文藝部的。為了證明我是貨真價實的文藝苗子,在報社資料室丟了刊登我作品的《天津日報》的情況下,老詩人晏明硬是偷偷撕下公共報牌上的一張刊登我作品的報紙,找到了當時擔任副社長、來自延安魯藝的周遊同誌。周遊同誌十分愛才,便有了我的這次調離。
是直線。
沒有曲線。
在學校教師送我離開青龍橋時,有一個細節至今使我難忘。小學有一位用舊風琴教音樂的王敦禮老師,彈奏了《魂斷藍橋》中的主題歌《一路平安》,而我則彈了一曲弘一法師留下的《畢業歌》:
長亭外
古道邊
芳草碧連天
……
我很惜別,我掉淚了,這是我的感情表現之一;之二,我當然又很想去報社,編輯部的工作離文學更近(我調到報社不久,我教的那個班全體學生曾去報社看我,致使小小的接待室容納不下,我是在院子裏與孩子們交談的,足以見得我與青龍橋緣分之深)。從1953年至1957年三年多的光景,我先後出版了兩個短篇小說集子和一部長篇小說。正當我全力以赴地創作以北京青年誌願墾荒隊業績為素材的長篇小說《第一片黑土》時,“反右”的風暴潮席卷而來。我先是被劃為右派,後因在京郊農村改造時,對“大煉鋼鐵”“大辦共產主義食堂”不滿,並在向黨交心會上,陳述了自己這些看法,被當成“極右”處理,在1960年陰霾的冬季,我和我原來16歲就參加了地下黨的妻子,一塊被送勞動教養,走進了電網和大牆。王敦禮老師送別我時彈奏的《一路平安》沒有應驗,我在曆史的風暴潮中開始了漫長的勞改生涯(詳見我出版的《走向混沌》)。“劃右”那年,我正青春;1979年早春歸來,我已然是46歲、飽經滄桑、發鬢染白的中年人了。
沒工夫歎息。
沒時間感傷。
在新時期文學開始的1979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後,我拿起了筆……
我喜歡冬季,特別喜歡冬季的雪原,大概這不僅出自文人的孟浪,更因為我穿越過曆史的冬季,走過了一條冰封雪飄的馬拉鬆長途。這種對雪國的偏愛,不屬於我個人,而屬於許多受難但不甘於沉淪的知識分子。
留在雪原上星羅密布的腳窩,每個腳窩裏都遺留下昨日的曆史經緯;每個腳窩裏,都深藏著中國知識分子的悲情故事;每個腳窩裏,都回蕩著不屈的中國知識分子在與命運抗爭的跋涉中,與山穀和鳴的悲壯足音。
我喜歡白雪的顏色,因為冬季還代表著土地收獲之後的成熟。在我穿行歐洲,在阿爾卑斯山下仰望那終年積雪的碩大頭顱時,我想到了老母親頭上的縷縷白發。從人類情感的天平上去衡量母親,從我4歲那年,她已然跌入了雪的深穀。我向阿爾卑斯山的銀冠祝福,向堅韌不拔的東方母親致敬……
八十年代初期,前輩作家孫犁寫信給我,說我20年的流放生涯,從文學的角度上講,得大於失。是的,冬日的冰雪鑄造了我迎難而進的性格。如果我是一路順風揚帆的逐浪之舟,就難以有今天的30多部著作麵世。因而,我感謝那條漫長的風雪驛路。中國有句成語:“艱難困苦,玉汝於成。”法國大文學家巴爾紮克也說:“苦難是位最好的老師。”我是這位“老師”孕育的一個學生,這或許就是我的生命原色和我文學之本。僅此而已!
1993年11月17日於冬日雨雪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