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敢說，知識分子沒有接觸過馬；可是知識分子中間，留下這麼多人與馬的悲歡記憶的，可能說“獨此一家，別無分號”了。我童年生活在農村，有過馬背童真。但是讓我想象不到的是，兒時在馬背上的嬉戲，竟然是我人生戲劇的預演，之後在壓軸的大戲裏，卻充滿了人與馬的世紀悲愴：一支文人的筆杆，突然幻化成一根皮鞭，麵前的稿紙，忽然變成趕著馬車“破帽遮顏過鬧市”的人生畫麵；勞改農場的一輛馬車，鬼使神差般地帶著我，會見被虱子咬成肉幹、即去天堂報到、1955年唯一為胡風辯護的美學家呂熒。今天回憶起來，如果我沒有與1957年的苦難結緣，就沒了這一曲20世紀人與馬的曆史詠歎……
上1959年的馬車驚魂
這匹馬是棕黃色的蒙古馬，與我童年騎過那匹八歲口的老黑馬，大相徑庭。1954年我由一個山區的野娃兒，已然進京成了一名黨報記者。到了1957年時，記者稱號之外，我又多了一個副牌——出版了三本書的青年作家。一個每天揮動筆杆的人，之所以與那匹蒙古馬有了關係，要感謝1957年那場人人皆知的“陽謀”運動。一場風暴來臨，大樹低頭，小樹彎腰，連我這棵文學小草，也被連根拔起，於是我在1959年冬天，成了搖著鞭子趕著大車、穿街過市的一個車把式。至於我是如何在這場運動中成為網中之魚的，筆者已無興趣回敘——那已然是老掉牙的故事了，但是趕著馬車橫穿鬧市的經曆，裏邊蘊藏著的中國曆史的經緯，至今反芻起來還有個嚼頭——那是我還沒有折進大牆電網，留在北京巿內改造的一段往事。
本來，最初我是趕小毛驢車的車把式。由於在建國門內大街一場車技表演，才由驢車夫升格為馬車把式的。那時京城的建國門內大街，沒有林立的高樓，沒有長虹織成的彩燈；汽車、馬車與自行車，還能結伴而行。但是這條大街有著其他街道所不具備的地緣政治：那兒是北京車站拐向天安門和中南海的必經信道，因而便留下了我生命年輪中的這個絕筆。1959年，正是我國大饑餓年代的開始，人還常常要勒緊褲腰，那豬們就更缺乏飼料喂養了，我奉頭人之命，趕著一輛毛驢車每天去東郊九龍山酒廠，拉回一車車的稀酒糟，回到永定門外的四路通勞動基地，以解決豬們的腹中之饑。
那天，也許是天意讓我難堪吧，我搖著鞭子經過建國門大街時，正好碰上了迎賓車隊，要從北京站開出來。至於車隊接的是哪一位外國政要，這不關我的事；與我有關聯的是，警察催我快把驢車拉走（車廂板上固定著一個大鐵桶，桶兒殘留著稀酒糟黃黃的漿液，形態極像糞車），以防有礙觀瞻。我本來就是被打入社會另冊的老右，急忙揮鞭趕驢，真是應了老輩子留下的那句“人倒黴，喝口涼水也塞牙”的古話了，當我揮動鞭子催驢疾行的時候，可能是驢兒用力過猛之故吧，它腰下的那根肚帶，“叭”地一聲折斷了。隨著這一聲響，車上那個用來裝稀酒糟的大筒，向車尾滑了過去——由於重量後傾，驢車上兩根長長的車轅，失控地打了天秤，像兩挺高射機槍似的指向了天空。老天！肚帶在哪兒斷了都行，為啥偏偏斷在了這個節骨眼的地段呢！毛驢車是要靠那條肚帶定位的，由於沒了肚帶的禁錮，車打了前秤不說，那頭毛驢，便自由自在地從車轅裏鑽了出來。
“你這是咋搞的！”警察向我大聲訓斥，“車隊就快從北京站過來了。”
“肚帶斷了，咋走？”
“哎呀！哎呀！”那警察著急地看著手表，圍著車身亂轉了一陣，不知如何是好。
時已深秋初冬，我被眼前的尷尬局麵急出了一身熱汗。情急之際，我解下來腰裏紮緊皮襖的麻繩，用它與斷了的肚帶銜接了起來；那警察幫我按下去兩個朝天的車把，兩個人折騰了好一會兒，才算讓那頭毛驢重新複位——可是這一切都已然晚了，就在我倆剛剛重新套起酒糟車的時候，那迎賓車隊已然拐出了北京站口，向西風馳而去。好在車窗上大都掛著布簾，我不知那些貴賓們是否看見了這輛“糞車”，橫在大街之側；即使是從窗簾縫隙看見了，那些不諳中國國情的外國人，也會把我當成一個青年農民——無論他的想象力多麼富有，也不會想到趕車人，曾經是一個拿著筆杆在稿紙上塗鴉的青年作家。
這次驚魂事件發生之後，我便鳥槍換炮，從驢車把式搖身一變成為馬車把式了。活兒還是每天頂著星星起床，套上馬車到幾十裏之外的九龍山去拉喂豬的酒糟。馬車要往返經過永定門——花市——虹橋——東單——建國門大街的鬧市，當我疲憊地回到四路通，已是黃昏時分。一天之內，與我為伍的就是那匹棕黃色的蒙古馬和它拉著的那掛大膠輪車。這匹馬可不像兒時的“老黑”那麼安分，它有咬人的習慣，飼養它的老溫，被它咬掉過上衣的兩個紐扣；我最初駕馭它的時候，它撕裂過我的衣袖。那是我準備套車去拉酒糟、給它載上籠頭的時候，它抗議的唯一方式，就是咬你一口，給你留下個記號。好在經過幾年的改造，我已經認知了一條真理：盡管你是懦弱的書生，這個時代要求你必須做一個四肢發達、大腦簡單的兩條腿動物；否則你就是堅持反動立場的右派，是死不悔改的“花崗岩”，因而它用牙撕我的袖口，並不使我心驚肉跳。有了建國門內大街的驚魂，我也可以算是修煉出道了。我很體諒這匹兒馬的心態：我不要自由，可它想要自由。但是不戴籠頭是不行的，它咬了我沒關係，要是行車在街市上，咬了路人我還要為它承擔責任不說，而一旦出了這樣的問題，上綱上線就是“仇視人民，縱使野馬咬傷革命群眾”。我則沒有馬的勇敢，也沒有它的反抗，頭人讓我揮鞭趕車，我則拉低了棉帽的帽沿，穿上狗皮大氅；為了抵擋冬寒，腰裏再紮上一根麻繩勒緊身腰，儼然一幅農村裏標準車把式的肖像。當然最為重要的是，“車行千裏路，人馬保平安”——我在兒時的北國田園，看見許多大車的車轅把上，都貼有這樣的吉祥祝福。
但是這匹蒙古馬，實在不體諒我那顆苦心，第一次趕它上路，它就跟我“爭取自由”了：那是我揮鞭走到花市南口，準備北拐奔向虹橋小街的時候，丁字路口上一個交通警察，正站在路心的交通台上忙於疏導著南來北往的車輛，盡管我此時早已跳下車轅，用手死死拉著馬韁，那匹不知人間方圓的馬，還是不會拐那90度的彎道，斜著向交通台闖了過去。我給它戴上籠頭，防止了它咬傷行人；但是我無力製服它的蠻力——它倒是從交通台一側走過去，但後邊的大車輪子，“嗵”地一聲撞在了交通台指揮台上，致使那塗著紅白道道的圓圓的木台上的交通警察，不得不急忙跳下了路心的木台，同時對我發出一聲怒吼：
“你——你——你是哪個公社的車把式？你這是想幹什麼！”
我張口結舌，無言以對。
“你是啞巴，我在問你話呐！”他顯然沒有經受過這種侵犯，一邊用手中指揮棒指點著我，另一隻手掏出一個小本本，對我再次吼叫道：“你不回答，我扣下你的大車，讓你們公社頭頭來取車！”
我更無法回答他的質詢了。我如果告訴這位交警，我不是公社社員而是個右派，那麼這匹蒙古馬闖下的禍事，就會升溫為階級仇恨。要知道在那個年代，一切事物都以階級劃線，那匹蒙古馬不是罪源，而是心懷異己的階級敵人。多虧當時給我配備了一個跟車人，他是當年“七月派”的老詩人晏明，此時他急忙打圓場說：“你別誤解他，他不是什麼公社的車把式；我們是北京日報勞動基地的人，這是他第一次趕馬車去拉稀酒糟。我們基地養著幾口豬，還靠那東西來喂養呢！真對不起，它初次趕馬車，就撞了交通指揮台！”晏明人長得文質彬彬，臉上戴著文化人的眼鏡，一席話又說得溫文爾雅，使人絕對不會感受到內藏虛言。
那位交警陰沉的臉上，開始出現了一絲陽光。他說：“在鬧市上趕馬車，不是鬧著玩的事兒，建議你們，明天換個能趕馬車的車把式。”
晏明連連稱是。我手忙腳亂地先幫助那位交警，把被撞出約有尺餘的交通指揮台複位，然後拉起馬韁繼續趕路。這時我才發現，馬路兩旁站了不少圍觀看熱鬧的觀眾。我的心跳雖然平緩下來，但臉卻紅漲了起來：如果那交警和圍觀的行者，知道我是個公民之外的“另類”，該會是一種什麼結果？前輩文化人晏明，使用了“勞動基地”這個中性詞彙，可謂恰到好處，客觀上起到了掩飾起我的右派身份的作用；但又不失其原則，因為當時各個機關的“勞動基地”，都有下放幹部與右派在一起勞動。
我很感激晏明為我解圍，但也為他難過和尷尬——因為當初如果沒有他這個伯樂，我也許不會很快步入《北京日報》。1953年的秋天，我在《天津日報》“文藝周刊”上發表了一篇小說，晏明當時作為北京日報的文藝編輯，曾經從公共報牌上，揭下了這篇東西向報社推薦。副社長周遊來自延安魯藝，是個十分愛才的人，市委宣傳部一紙調令，我便來到了北京日報當編輯、記者。這則文壇佳話，雖然讓老詩人因為其伯樂行為而非常高興，但我卻是個扶不起來的文壇“阿鬥”，青年作家的光環才閃亮了幾天，便從九霄雲天折到社會低穀——也真是一種命運的巧合，我頭一天趕馬車，他就被派來當我的跟車人。因而當馬車在鬧市穿行的時候，我覺得我愧對了發現我的伯樂，實因我不是一匹千裏馬，而是一頭時代的瞎駒，真是被晏明和周遊錯愛了。這些心聲，我又苦於難以出口，因為這些表達，有拉攏革命幹部下水之嫌。他也常常緘口無語，以免感傷時說出些溫情的話——在那個人人自危的年代，任何一句溫情都是兔死狐悲的立場問題。
長途趕車，隻能對馬兒揮鞭，傾聽馬蹄叩擊洋灰路麵和馬兒因天冷而打著的響鼻的枯燥聲音，這是我行程中的最大痛苦。因為從我第一天趕車時起，晏明一直跟著我的馬車穿街過巷。實在忍無可忍之際，彼此說些今天天氣好壞、可能刮風或下雪之類無關緊要的話，以打發路上的苦寂。至今，我還記得晏明和我在馬車上的對話片斷：
“你穿的狗皮大氅，是哪兒弄來的？”
我答：“我母親從農村帶來的。”
“它很擋寒。”
“是的。”
……
“你也應當多穿點。”我說，“我有時還要在地上走走，你坐在車上一動不動特別容易著涼。”
“我穿著棉大衣呢，這是北野（晏明愛人）特意給我買的。”
“早看東南，晚看西北。”當天蒙蒙亮，我看見東南湧起了黑雲，“今天我們怕是要碰一雪天了。”
他說：“可別趕上下雪，路就難走了。”
其實大自然中的風花雪月，與文學有著十分親密的血緣關係，一個老詩人與一個青年作家，理應對雪天有著別樣的情懷；但是在當時的年代，一切感悟文學的細胞，都被那寒冷的季節凍僵了——我們在車上那些無聊的對話，就是一個佐證。有時，我感到我們比那匹馬更可憐，馬兒拉動的是一車稀稀的酒糟；而我們背負著的卻是一個失語的年代，每天像個兩條腿的‘人馬’那般，背負著變了形態的蒼天與大地的重負。除此之外，我趕車還要百倍小心，衝撞交警指揮台的事兒，可一而不可二；再說車上還坐著個曾經當過伯樂的老詩人，任何一點疏忽，都可導致更大的危險。盡管我這個車把式已然全力以赴，但那匹蒙古馬絲毫不解我的苦衷。記得那是一個黃昏，我趕著馬車從九龍山回來，出了崇文門剛剛拐上狹窄的虹橋小街，一輛有軌電車響著叮咚叮咚的鈴聲，從馬車後邊駛了過來。其實馬車並沒有占據電車車道，而是緩緩地走在馬路邊緣，可是那位電車司機不知出於什麼原因，讓鈴聲響個不止。那匹馬先是豎直了雙耳，後來便失控地驚了車——還沒容我從車轅上跳下來，那馬便瘋了般地狂跑起來。加上原來虹橋那條街，是傾斜的洋灰路麵，這一跑就失去了控製。此時正是下班的高峰時刻，馬車兩旁的許多騎自行車的人，大呼小叫地向兩邊閃躲，有的連人帶車一塊倒在了馬路牙子上，有的高聲罵著趕車的我——而我在這一時刻，神經早已錯位，盡管兩手拉緊馬韁，還是無法讓那野馬放緩狂奔的四蹄。耳畔聽見晏明高喊“拉住馬的韁繩——拉住馬的韁繩——”我就是三頭六臂的蠻力，對那匹受驚了的馬兒來說，已然無濟於事了；何況我是一個搖筆杆的書生，隻好“跳河一閉眼”，任由那匹馬發瘋了。
至今回想起這段往事，我還毛骨悚然。要不是那位電車司機在關鍵時刻停下了鈴聲，那天也許就是我和晏明的祭日。就是我倆不死，馬路上騎自行車的人，也要充當我們的替死鬼——因為那是一輛大平板車（上邊固定著一個裝稀酒糟的大鐵桶），占據了馬路相當的寬度；而馬車又是一路下坡，如果馬不停蹄地狂奔下去，放倒幾個是鐵定的事兒。阿彌陀佛，那匹馬終因跑累而減慢了奔跑的速度。
“都怨那個電車司機！”晏明驚魂初定，擦著頭上的冷汗說，“前邊有馬車，他踩什麼鈴鐺？”
我已顧不上擦汗了，連連自責道：“怨我！怨我！我這個車把式太不稱職。”
“也真難為你了，你趕驢車還能湊合，這匹野馬……”是不是他意識到這話，對我的改造不利，因而說到一半就刹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