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上被嚇出的冷汗，雖然還緊緊地貼在內衣上，聽了他同情的話語，心裏當真升起一股暖流。是啊！右派中的那個頭人，為什麼讓我天天與野馬一起穿街過市，是不是恨我不死？心裏雖然這麼想，嘴上說出來的卻是另一番話：“分配我這個活兒的×××，在五九年國慶摘了右帽，大概是急於想拉我一把，讓我加快知識分子工農化的進程吧！”我之所以這麼說，既是阿Q式的自舔傷口，又是為晏明尋找心理平衡——因為沒有必要讓曾經當過伯樂的晏明，再為我“不平則鳴”，那是會惹火燒身的。我的第六感告訴我，那個極會運用謀略的頭人，正在把我引向一個不可知的深淵；要知道這次驚馬在鬧市狂奔，遠比那次驢車打了天秤、馬車衝撞交通指揮台要危險得多！難道不是嗎？讓一個搖筆杆子的書生，天天幹此營生，連個換班的都不安排，真可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不然，何以讓跟車的老詩人，發此悲天憫人的感慨呢！
在我的人生閱曆中，虹橋馬驚一事，給我心靈刻下了一道常人沒有的悲楚印記。雖然它無形無影，但我一生難忘。之後，那匹蒙古種的兒馬蛋子，由於與我的接觸不斷增多，似乎知道了一點趕車人內心的悲苦，再沒有演繹出讓我心驚肉顫的故事。連跟車的晏明，都對此有所覺察。有一天難耐行程的寂寞時，晏明開口說：
“這匹馬，好像懂事多了。”
“大概是快結束兒馬蛋子時期了。小時候我家裏有匹黑馬，在兒馬時期，踢過我的爸爸一蹄子，給我爸爸腦門上留下一個月牙形的印記；等到它老了的時候，不僅不再撒野，還變得非常仁義。”我給他講了我童年騎馬過山看戲的往事。我之所以敢於傾吐陳年舊事，因為這故事中充滿童真的清純，裏邊沒有摻雜任何政治。
“是啊，馬也應該和人一樣，隨著年齡閱曆不斷增加，變得懂事起來。”
我立刻敏感起來：這是晏明的自白，還是在提示我？無論在實際年齡還是在文學的年齡的區分上，他都屬於我的前輩人；他是否在以老馬識途，在警示我還是一匹兒馬蛋子？不管是出於無心，還是有意對我進行提示，我都感到是對我命運走向的關注。因而，我也含蓄地向晏明表達了我的謝意。我說：“我還年輕，一定刻苦地向工農兵學習。爭取早日改造成一匹識途的好馬！”
在知識分子噤若寒蟬的年代，這已然是最高的表達形式了。1959年的冬天，是個奇寒的冬季，盡管一些“八哥”似的文化人，還在表演歌舞升平式的頌歌大聯唱……記得有一天出車，我遭遇到了另一種尷尬：頭天是星期天，我回家休息時，街鄰出於好心塞給我一本《北京文藝》，第二天由於出車心急，竟然還揣在我的狗皮大氅的口袋子裏。它搞得我在趕車時，心情七上八下。之所以如此，因為那本《北京文藝》上，有一篇老舍先生批判文藝界右派的文章。其文章之內，筆墨涉及了我的一篇小說（發表在《長春》上的《並不愉快的故事》），老舍說：“從維熙的小說，出於反動立場，意在破壞農業合作化運動，煽動農民鬧事……”平日我行車餓了，從兜裏可以掏出事先準備好的饅頭充饑；那次出車由於口兜裏裝有這本燙手的刊物，不吃也覺得飽了肚皮——因為它太解饑了，隻要是搖鞭的手停下，揣進大氅口兜，便立刻像觸電那般縮了回來。
晏明好心地說：“你沒帶吃的？”
我說：“我不餓。”
“你要是沒帶幹糧，我分給你一點幹糧。”他在車上十分認真地說，“我看你總在掏兜，想必是忘帶幹糧了！”
我認真地拍拍鼔囊囊的口兜說：“我真的帶了，昨天休息，我母親特意給我烙的烙餅。”
我本來是為讓晏明相信我是帶了幹糧來的，哪知在拍口兜的時候，晏明看見了我口兜裏還有一本書刊。出於長途行車的寂寞，他說他想看看那本刊物。無論從哪個角度講，我都沒有理由拒絕這位前輩人的要求；可是用理性來處理這件事，無論怎麼說我也不能讓他看到令他傷心的文字——因為是他揭榜薦賢，把我弄到報社來的，讓他看那些批判我的文字，無異於給他傷口撒鹽，隻會增加他的痛苦和煩惱。因為那不是普通人對我的批判，是老舍先生在1959年《北京文學》十月號上對我的筆伐，文章中白紙黑字地印著如是的幾句話：“從維熙的反動小說《並不愉快的故事》，意在反對農業合作化，煽動讓農民鬧事……”這麼沉重的棍子打向了我，其政治重量可與孫悟空的金箍棒媲美了，不是給老詩人晏明心裏添堵嗎？我該怎麼辦呢？心裏斟酌了許久，最後還是以謊言欺騙了真誠，我說那本本裏夾著我的思想檢查，為了使他不產生任何懷疑，我煞有其事地告訴他說：“國慶十年向黨交心時，我交了真心。比如，對‘大躍進’我有過‘殺雞取蛋’的反動看法，現在我正在用文字，進行自我批判哩！刊物裏夾著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你要有興致看，我掏給你。”
他說：“那就算了。”
不知晏明是否知道我的用心，但總算是搪塞了過去。這些，都給我冬日行車，帶來天寒之外的心冷。當然，令人心寒的事兒還不止這些，總在街巷趕車，難免要碰上熟人，我雖然早就以魯迅先生“破帽遮顏過鬧市，漏船載酒泛中流”為生活藍本，但知識分子的虛榮和自尊，仍然常常咬噬著我的心。記得，有一次在拉稀酒糟的空閑時間，頭人要我去拉一車城磚砌豬圈（那時北京正在拆除殘破的舊城城牆），我一個人正在舊城城根往車上搬磚頭時，昔日在“北師”的一位女同學正好路過這裏，她叫梁佩瑜，昔日是學校文學組的成員，因而很快認出了我。至今我還難忘那次令人尷尬的會見，她伸出她的一隻細嫩的手，與我的手掌接觸的那一刹那間，因為我的那手上的老繭堅挺如峰之故，致使她吃驚地低下眼睛，看了看我那隻黑黑的手掌。我如同受了電擊一般，本能地縮回我的手掌，繼而背過我的身子。我想，這不是在學校文學組討論屠格涅夫《羅亭》《貴族之家》的年代了；盡管我和她之間，並沒有什麼同學之外的感情，但我在這個特定的場景下，還是想起了“保爾”和“冬尼婭”的相遇——覺得自己像是承受了很大的侮辱似的。她一定覺察到了什麼，連忙對我說些安頓我精神的話。她說今天是周末，要乘火車回天津，去永定門火車站這裏是必經之路，因而碰上了我。
我催她快走，省得誤了火車。她問我今後能不能再見，並詢問我的住處。我著實感謝她的熱情，但我的身份告知我不能貽害別人——她是一個人民教師，一旦與右派有了往來，是自掘墳墓。最後，她奔向了火車站，我搖著鞭子趕車回我的勞動老窩。在分別的那一瞬間，我分明發現了她的感傷，但這是那個年代的國人，都要恪守感情服從政治的潛規則。多少年後，我一直為我那次的冷麵表演而自疚，但在當時我自認為是“思想改造的成果”。我心裏隻有一件事，那就是小心翼翼地趕著這輛馬車，期盼著通過如此嚴酷的勞動考試，盡快達到知識分子工農化的標準。人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總是愛做夢的——特別是知識分子中的文人，出於職業本能的驅使，常常以孟浪的人文感情，麵對鐵一樣麵孔而又變幻無常的政治。加上我當年年輕，還沒走出兒馬蛋子的圓周，根本想不到更大的人生危難在逼近我——當我與這匹驚魂之馬產生了相依相伴的感情，並準備當好一個好車把式時，我的夢破碎了——1960年1月17日的早晨，我被勒令到報社開會——隨著警車的一聲長嘯，我與那匹相依為命的蒙古馬，以及那輛走過北京東城、南城多條街道的大車，永遠地“拜拜”了。
我去的另一個生命驛站，通名叫“大牆”。
下1969年的馬車悲情
與呂熒的一麵緣
一匹身上長滿了紫紅色斑點的桃花駕轅的大馬，讓我結識了中國文史中的一段灰暗往事——那是在一片大蘆花蕩中，演繹出的一幕絕世悲情。
當時，我在一個名叫西荒地的勞改農場服勞役。這裏所以被命名為西荒地，實因它有著遠古的荒涼。極目眺望，東西南北中都是蘆葦塘。盡管蘆葦與蘆葦姓氏相同，但是靠近農場西部邊緣地帶（勞改人員稱之為‘西方天堂’——那兒是囚徒的埋葬地），蘆葦長得格外粗壯結實，有鐵杆蘆葦的美稱。但是在這塊土地上的囚號，卻與蘆葦的長勢完全相反，長著鐵杆蘆葦的地方，是老弱病殘囚徒生活的驛站——它叫“585”。其內在含意是，始自1958年5月，才在蘆花蕩中營造了這塊聖土。
回想起這段往事，似乎是冥冥中的天意使然，不然在今天的文學記載中，就少了呂熒西歸前的這幅逼真的畫像。我之所以將其視為天意使然，因為我見到僵死前的呂熒，實出偶然。那是在1969年2月的一天，我剛剛抄起鐵鎬，要跟隨出工隊伍去刨開凍土，挖一條引水溝渠；綽號“羅鍋”的駝背隊長，突然對我道：“你今天別去打凍挖溝了，場部的馬棚塌了，你去‘586’拉一車鐵杆蘆葦來，用它封上馬棚的上頂。”他不知道我趕過馬車，我當然沒有必要自報那段“光榮曆史”，於是他特意叫了一個綽號“大張”的同號，與我一起去完成這份差事。我欣然從命，這不僅因為跟車裝運蘆葦的活兒，比打凍土輕鬆；更大的引力在於，那兒是囚號的西方極樂世界，我想借這次西行之機，去看看那蘆葦塘裏埋葬死者的“586天堂”。
記得，那天是個響晴的天，但是從渤海灣刮過來的冷風，吹在臉上仍如刀削一般。大張原來是個刑事犯，是因為哥們義氣折進來的，人長得魁梧挺拔，是我們勞改隊裏的頭號勞動能手，我初來到這片蘆花蕩為囚時，曾看過一場別開生麵的“甩方比賽”（即開挖深溝的勞動中，看誰把鐵鍬挖下來的泥條甩得最響最遠），結果是大張力拔頭籌。此時此刻，我和他坐在同一輛馬車上，他搖鞭子我跟車，一路上談天說地，也算是勞改隊中難得的一樂。我告訴他，我曾在北京街頭趕過馬車，並講了那幾次馬車驚魂的經曆。他有點不信，笑眯眯地問我：“你是文人出身，不是在編小說吧？”
我說：“文人細胞，早就死了。現在我在勞動上雖然不能與你攀比，可也算是出師了。”
他沒有反駁我的話，卻把手中的那杆皮鞭遞到我的手裏：“夥計，我不相信你趕過馬車，你給我甩個響鞭聽聽——”
我接過大皮鞭子，猛地揮動了一下胳膊，讓皮鞭在天空繞了個S型，接著“叭”地一聲又焦又脆的聲響，如同鞭炮在上空爆炸一般。待我把鞭子交回給他的時候，他久久地看著我，像打量一個陌生的人似的，最後冒出來一句話：“我說秀才，我真不知你還有這個道行呢！”
我說：“感謝1957年反右，不然我今天讓你給叫板叫住了。”
“這叫真人不露相。”他說，“我打心眼裏佩服你們文化人。”
也許是因為談起文化人之故，他說他是老號，知道“585”老殘隊裏，關押著不少生活不能自理的文化人。凡是難以醫治的重病號，或者要上西天正路的，各勞改點都送往那裏。那裏離天堂“586”最近，為的是埋起來方便。其實，他說的這些情況，我都清楚，幾年前我在的那個勞改點，與“585”為鄰，我曾去過那個陰陽界的交叉路口，那些等待一紙死亡通知書的老號，比正常的勞改號要可憐多了，由於他們自知末日即將來臨，瘋癲苶傻的悲涼百像，令人目不忍睹。因而當他說起這些情況時，他打斷了他的話說：“咱倆說點別的，我不願意聽老殘隊的事兒。”
他說：“我們的馬車要經過那兒，我還以為你有啥老相識，可以去看上一眼呢！”
“別說沒有，有也不去。我怕去那個地方。”我告訴他我熟悉那個地方。
他說馬車幹脆拐個小彎，繞過那個地方算了。但是那天如同碰到了“鬼打牆”似的，我到底還是進了“585”一趟。真是應了“人算不如天算”這句古話，當我們的馬車停到葦垛前，開始往車上裝蘆葦的時候，一個麵黃肌瘦、身著襤褸棉衣的囚號，拉著一輛小平車，也來這兒拉蘆葦。他還沒往車上裝幾捆蘆葦，便趴在蘆葦堆上喘氣了。不用問，也知道這是來自老殘隊的人，大張熱心腸子，讓我過去看個究竟，順便幫人家一把——這一看，就決定了我與呂熒最後的一麵之緣。
老殘隊來拉蘆葦的人，是個並不老的病號，他有先天性的心髒病，名叫薑葆琛。如果昏厥醒來之後，僅僅告訴我這一些，我也許不會為之動情，因為在勞改隊碰到的淒楚之事太多了，人類共同具有的那顆同情心，在大牆之內已然磨起了厚厚的一層老繭；偏偏這位老兄認出了我曾是個青年文人，並道出了我的字號，並告知我他是我的右派同類。一股“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的悲憫之情，從心底油然而生。不僅我動了真情，就連並非右派的大張，立刻讓我幫他把蘆葦裝好，並護送他一程。
在奔往“585”驛站的路上，我替他拉著葦子車，他在旁邊幫我拉旁套。在邊走邊聊中，我得知他原是清華大學水利係學生，在即將畢業那年被劃為右派。比我幸運的是，他在社會上多混了幾年，到了“文革”年代才進了大牆。因為他有先天性心髒病，進了囚甕就到“585”老殘隊來了。可能是比我晚折進來幾年之故吧，他的談吐中還殘留著知識分子的文雅，因而聽他說話，激活了我心靈裏殘存的一點溫馨。因而，當我把葦車拉到“585”牆外時，我動情地握握他的手，祝願他保重身體時，他並沒有鬆開我的手，而是兩眼凝神地望著我說：“進來坐一會行嗎？老殘隊都是快升天的人了，監規條例沒那麼嚴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