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不行，你沒看見馬車還在等我去裝蘆葦嗎？”
他還是沒有鬆開我的手，對我低聲說了一句：“你知道我為啥去拉蘆葦嗎，為給呂熒取暖。他快死了！”
“呂熒……”我終於聽明白了他說的是誰，不禁心跳加快，“你是說美學家呂熒，也關在這兒？”
“是他。該怎麼對你說呢，想來你比我更清楚，他是個有骨氣的文化人，在中國沒有幾個。你曾是個文人，願不願意去看上當年的同類一眼？”他眼巴巴地望著我，看我麵露為難之色，便又對我解疑地說，“我與他算是忘年之交了，可是我這病弱身子，還不知能不能活到‘那一天’（指走出牢籠），我這麼一個大活人，總該在曆史上留個記號吧，你說對嗎？”
我全然聽懂薑葆琛的話了，當然更明白他話中的弦外之音。一時之間，我定在那兒了：大張不會因為我遲遲不歸而埋怨我，他一個人裝一車蘆葦，像玩一樣輕鬆；問題在於我有沒有這個勇氣，邁出這一步。此時正是“文革”“全國山河一片紅”的年代，關在大牆裏的各種類型的囚號，雖然被視為隻會出氣的“死老虎、死耗子”，不再是階級鬥爭的焦點和“文革”打靶的靶子，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明哲保身的道理，已然成為一切患難知識分子的生活坐標，我有必要去無事生非嗎！但文人的良知本能，卻對我發出另一種聲音：中國有幾個呂熒？據當時見諸報刊的報導，1955年中國文聯召開批判胡風大會時，在新聞總署大禮堂參加的文化人有700人之多，眾口一聲，都給胡風定性為反革命。其中惟一一個敢於直麵真理、給胡風辯護的人就是呂熒。我該怎麼辦呢，折身回來？還是見上這位漢子一麵？
薑葆琛見我猶豫不決，鬆開我的手掌說：“算了，你要是有顧慮，就再見吧！”
我說：“當然有顧慮，但是我不願意失去這次機會。在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緣分。我要是碰不到你，我還不知道呂熒關在這兒呢！”
薑高興地抄起車把：“你跟著我，隻管往前走！”
“那不行。還是我替你拉著車吧。萬一有人過問，我們也有個說詞。”說著，我從他手裏，重新接過小車車把。
就這樣，我拿出“跳河一閉眼”的勇氣，拉著小平車，闖進了殘破的土牆圍著的院落，終於走進了我最忌諱來的“585”老殘隊。之所以如此，目的十分單純：機不可失，時不再來。老殘隊的人，說完就完；如果錯過這個時機，也許會留下終身遺憾。此時已接近中午，太陽高高掛在藍天之上，如果兩眼隻往上看，這兒的太陽與北京上空的一樣；但當我用眼環視四周時，心裏立刻塞滿了悲涼：那些蓬頭垢麵的老號，七零八落地坐在背風的牆根，有的在閉目養神；有的身上圍著棉被，在拿棉衣上的虱子。盡管這鏡頭對我來說，並不十分陌生，但還是讓我心顫——因為這兒的皇曆，似乎一成未變；幾年前什麼模樣，幾年後依然如故。這個勞改部族中的最為卑賤的群體，在生與死的十字路口無力掙紮，他們沒有別的期待，隻待上帝的那一聲召喚。
這些老殘人員，已然對一切失去了興趣，因而我拉車從他們麵前走過，竟然沒有一個人打量上我一眼。這倒也好，省得招惹是非。小平車拐過了一排紅磚砌成的房子，在第二排房子的拐角處，小車停了下來。薑葆琛用手挑開了一塊破布（當門簾用以擋風），一股酸臭之氣立刻撲鼻而來，致使我不得不狠狠地吸了兩口空氣，才跟隨著薑葆琛，走進這間監室。由於房內光線太暗，一時之間我看不清楚任何東西。薑為我拉著了電燈，並用手指指向土坑上躺著的人：“這就是呂熒。”
至今，那幅畫麵還如同刀刻一般，雕塑在我的心田：呂熒下半身包著一條破被，因而我沒能看見他的下肢；但是他裸露在破被之外的臉龐和手臂，我看得一清二楚，該怎麼比喻才貼切呢——他的臉和胳膊，都枯瘦得如同失去了水分的幹薑。僅僅這一眼，就讓我心靈戰栗了——曆史真是無情，當年風度飄逸的文場才子，在曆史的大蒸鍋裏，居然變成了一具活著的骷髏。如果換個場合，這巨大的精神衝擊波，一定會使我眼圈紅脹、繼而淚水奪眶而出；但在這間昏暗的房子裏，我沒有流淚，也沒有任何一聲感歎和唏噓——這不是由於我沒了人類共有的同情之心，而是眼淚早已被生活耗幹了。薑葆琛顯得比我還要冷靜，他指指土坑下部黑黑的灶膛，告訴我他所以去拉葦子，就是為呂熒燒炕取暖用的。這兒的人，燒炕要靠自己，呂熒無力自理生活，薑葆琛就充當了火頭軍的角色。薑說：“我還要為他拿虱子，可是虱子永遠拿不淨。有時我把他的棉被放到院子裏去晾曬，哪知虱子十分耐寒，零下二十度都凍不死它。”
我久久凝視著呂熒的臉，我希望他能睜開眼睛，看一看我，哪怕看上一眼，對我也是個安慰。但是他一動不動，好像聽不見我和薑的談話。這一瞬間，我突然想起了俄羅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記》，那是他在等待走向刑場時，在那間鬥室裏寫下的；呂熒此時還不如陀翁，雖然他也在等待死神宣判，可是他連睜一下眼皮的力氣也沒有了。這使我這顆早已冷凍了的心田，如同結成了冰。昔日，我是文學圈裏的小字輩，沒有資格去參加批判胡風的大會，但是會後關於呂熒的傳聞，我還是聽到了許多。其中畫龍點睛的一筆，是在批判胡風的大會上，他不識時務地幾次要求發言；待他上台之後，因為其發言是為胡風辯解，台下有人呼喊要求停止他發言時，他卻像是粘在了台上，兩耳如同聾子那般，對台下的呼叫聲不予理睬——最後，直到大會主持人郭沬若製止他再說下去，這個外在文弱、內在狂放不羈的大書生，才默默地走下講壇。老實說，在此之前，我對呂熒知之甚少，隻是在少年時，曾在西單舊書攤上，買到過他的幾本譯作；1955年反胡風運動之後，才對這位知識分子中的精英來了興致。通過書刊媒介，我知道此公，早在1935年就參加了一二·九學生運動，後來在武漢的“七月”叢書中，開始了他的文學生涯。新中國成立之後，他是懷著赤子情懷，毅然離開台灣、繞道香港，回到中國大陸來的。他是個文化人中的多麵手，精通英、俄、法多種外國文字。這麼一個愛國的文化人，恐怕做夢也想不到，他會成為甕中之囚，並關在這間小小牢房裏等死——待我在這間小屋裏來看他時，他確實已成了活著的木乃伊。
薑葆琛為圓上我的夢，這時把嘴唇貼到呂熒的耳根，輕輕呼喚了兩聲：
“呂熒——呂熒——”
我虔誠地希望他在生命的彌留之際，能夠聽見這聲呼喚。有那麼短短的瞬間，我以為他能睜開眼簾，看一下專程來看望他的我；但我的心很快就沉到了穀底，他的眼皮隻是微微翕動了一下，便再沒有任何響應。薑葆琛還想再呼喚他，我用手勢製止了他——不要說呂熒已無力與這個冷漠的世界進行交流了，就是他生命中還有一絲餘火，在這間不見陽光的死屋裏，他能述說什麼，我又能向他述說什麼呢！因而，我最後凝望了呂熒一眼，算是對這次匆匆來訪的告別。
多少年來，我難忘那次的死屋之行。沒有他當引線，留在我印象中的呂熒，是意氣風生的肖像；薑葆琛讓我心靈中刻下了骷髏般的呂熒——兩個肖像之間的反差，就是中國20世紀中期的曆史風雲的寫真。當然，我也為薑葆琛超凡的精神而震撼，他本身是個疑難症的病號，在那樣嚴酷的環境中，還在為呂熒的生存而輸送生命之火，讓我想起了神話中的偷火給苦難人間的普羅米修斯。神話是演繹幻想裏的故事，而薑葆琛則將其人性的完美，譜寫在那塊囚徒聚集的蘆花蕩。我之所以如此讚美清華大學的受難學子，不僅因為這一車為呂熒取暖的蘆葦，在往返“585”的路上，他對我敘說了他多年與呂熒的關係：他雖是學水利的，但在校期間就是文學社團中的一員。1957年遭五雷轟頂之災後，由於他身體有病，落了個“自謀生活”寬大處理。他在北京謀生的日子，緣分讓他結識了呂熒。那時孑然一身的呂熒，精神已然失常，薑常去呂熒家裏，照顧呂熒的生活。有時，呂熒將大便解在屋內，薑出於對呂熒的崇敬（主要是對其在1959年反胡風運動中敢於直言堅持真理的精神），常常為呂熒清理室內衛生，有時還要幫呂熒做上點吃食。一句話，他自願充當了呂熒的生活拐棍。
說起來也真是緣分，“文革”開始後，薑葆琛被收容進勞改隊後，呂熒也跟著折了進來。真應了“低頭不見抬頭見”這句古話，一個是右派分子，一個是鐵硬的胡風分子，又在這裏碰在一起了。薑葆琛是如此形容當時的呂熒的：“真是個書生，他居然是背著一台打字機走進勞改隊的。那押送他的警察，怎麼會讓他帶進這個玩意來呢，想必是見他精神失常，而放了他一馬。除此之外，他還帶進來許多蠟燭，這是不是他心裏向往光明之意；抑或是文人職業的積習，到這裏邊還想寫書之用？不知道——我算是比較了解他的人了，也還弄不清楚呂熒當時的心態。薑告訴我，為了這蠟燭，呂熒為自己製造了無窮無盡的煩惱：那些不知呂熒心中所思的刑事犯，天天以偷呂熒的蠟燭為樂，每到這個時候，薑的任務就是去安慰呂熒，讓這個不食“勞改煙火”的書生轉移精神去處。呂熒從憤憤然轉到無可奈何，到了最後便癡呆般地麵壁而坐——他從人變成非人了。最後，上麵一聲令下，他們被押送到遠離北京的這塊蘆花蕩中來了——有病的被分到老殘隊。
薑葆琛最後說了句風趣話：“這真成了‘焦不離孟，孟不離焦’了。”
我苦笑了笑，緊緊地握了握薑的手說：“你多保重，並祝願呂熒早日恢複健康！”
回到馬車之前，大張早就裝好了車，並把滿車的蘆葦用繩子捆綁得結結實實。他開玩笑地詢問我：“這兒都是光葫蘆頭，又沒有‘長頭發’（指女性），你咋去這麼久？”我沒有一絲快意，籠統地回答他說：“一言難盡，路上我再詳細地說給你聽吧。”他跳上車轅，我爬上車頂，一聲響亮的鞭子聲，驚飛了早春的野鳥之後，那匹桃花馬拉著我們上路了。大約沒過半個月，我奉命再次去“西部天堂”拉蘆葦，這次雖然不是與大張同行，但還是那掛桃花馬車。忙時偷閑，我鑽進那“天堂”的墓地，以了卻我上次沒能一睹“天堂”的心願。在一排新墳的角角上，我看到一座墳頭前豎著一塊紅磚，上麵有粉筆寫下的姓名——呂熒。（筆者附言：1999年深秋，我曾去蘆花蕩尋夢訪故。今天的勞改幹部告訴我，那兒已變成了養魚蟹的水塘，不知呂熒的在天之靈，是被家屬遷移走了，還是隨著蘆花蕩的變遷而進了地下龍宮。）
幾句尾語
當中國曆史從“以階級鬥爭為綱”發展到“以人為本”的新時期之後，我20年的馬拉鬆長跑終於到了終點——我回歸了文壇。20世紀的80年代，與我一同回到我童年故裏去訪舊的畫家尹瘦石，傾聽了我有關人與馬的敘述——當時，我們是在故鄉的一個迎賓館裏，隔著窗子，還能聽到馬車行駛在路上，傳進屋子裏的馬蹄噠噠之聲。
他沉默了許久，說道：“這是知識分子的一曲壯歌。”
我說：“所有音符都是冰冷的，老兄何以言壯？”
他說：“能穿越過中國冰凍季節的，都是可歌可泣的壯士。”
我說：“這頂桂冠，應該贈給呂熒類型的文化人。我很懦弱，還不如那匹蒙古馬。”
他說：“你保留了那個年代的照片沒有？”
我說：“當時隻顧苟延殘喘地活著，哪有留影的心思？”
回到北京之後的某天，我突然接到瘦石兄的電話。他說他特意為我畫了一幅《奔馬圖》，意思不外感懷昨天的同時，放眼於今朝。他還說，關於我的馬事的敘述，本身就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苦難詩章；他送我這幅畫的直接目的，就是祝願我把昨天的苦難，變成今天的精神財富。我把那幅畫取回後，發現畫頁中的奔馬旁邊，還題有兩句贈詩。他說，此詩是祝賀我始自八十年代的文學井噴。我沒有將此畫高懸於廳堂，而是珍藏於書齋之中。之所以如此，在時常自戀與自審兩種類型的作家中，我更崇敬後者——我常常感到愧對了過去的苦難歲月，我哪裏算得上一匹文壇的奔馬？時至今日，瘦石兄已然西歸多年，這篇小文權當對瘦石那幅《奔馬圖》的回贈和遙寄給天堂裏的瘦石兄一紙祭文吧！
這就是曆史這匹剽悍之馬，贈予它遠途行者的一幅精神肖像……
2015年春整理於書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