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煤走了，在京城暮秋的一個早晨。那天夜裏，寒流夾攜著大風第一次襲擊北京。當天中午，荒煤同誌昔日的秘書嚴平女士給我打來電話，告之於10月25日清晨5點15分，荒煤同誌辭世了。
我沒有過多的震驚，因為從8月25日起，荒煤已經沉睡不醒。我與兩位文學界友人27日去探視荒煤時，荒煤正躺在北京醫院病榻上，神態安詳地睡著，就像一個曆經長途跋涉的老人，得到了酣睡的滿足。
不知為什麼，荒煤同誌給我留下了一幅遠行者的剪影。這種印象不是在病榻之旁的突發感悟，可以遠溯到1979年的夏天。當時，我剛剛從勞改隊平反歸京不久，一個夏日的黃昏，我正在赤膊行文，一位前輩長者突然來訪。長者自報姓名：我是陳荒煤。
返還京城剛剛半年的我，身上尚未退盡驛路上的風塵。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趕忙穿起背心。對當時的我說來，這個名字太大了，十米的鬥室容納不下這位早在三十年代初就參加了左翼文化運動，後又穿越了中國革命烽火裏程，六十年代任文化部副部長的前輩作家。手足無措之際，我請荒煤同誌落座，可是該讓他坐在哪兒呢？十米鬥室之內架著一張上下雙層床鋪，我從勞改隊平反歸來後，我和兒子住在上層，老母親住在下層；而我僅有的兩把斑駁不堪的木椅，木榫已然離了槽兒，萬一把這位禮賢下士的前輩摔一下便更失體統了。沒有辦法，我把兩把木椅椅背先靠貼在牆邊，使它增加支撐力量，然後請荒煤同誌坐下。
這是我在鬥室之內第二次接待客人。第一次是王蒙和燕祥來看望我，第二次就是這位我素昧平生的前輩長者了。荒煤同誌戴著一副眼鏡，把鬥室上下左右巡視一遍，對我詼諧地一笑：
“總比你在勞改隊生活條件好一些了吧？”
我說：“是的，您看這些年家裏都賣空了，我母親唯獨留下了這張寫字台。有這張寫字台，我就很滿足了。”
“你的《大牆下的紅玉蘭》是在這間屋子完成的？”
我告訴荒煤，它醞釀於山西，脫稿於西安。現在正在寫的是另一部中篇小說。荒煤扭過身子，看了看我桌子上塗抹得亂七八糟的稿紙堆，對我說了幾句嘉獎的話，我能銘刻於懷的，就是“一個作家最可貴的是曆史的良心，有了這種良知，就會有丹田噴發出來的呐喊”。他說，《收獲》發表的《大牆……》，雖然還談不到它有多麼深刻，但對文學解凍是一聲春雷，一定能起到其他作品難以起到的振聾發聵的作用。
我不知該怎麼回答這位長者才好。我不想否認我的勇敢，因為在新時期文學裏，它是在中國曆史的蝕月年代後第一部描寫監獄生活的小說。小說爆響於全國後，給我找來許多麻煩，某一個省的勞改局行文上告，說我在力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我默認了荒煤同誌對小說的評價，但自覺作品還帶有五十年代脫胎而來的文學胎記，離底層生活的苦汁苦液，還有相當的距離。
荒煤看出我忐忑不安的神態，溫厚地對我說：“別怕，你是從生活底層煉獄中生活過來的人，要相信你自己的眼睛。前幾天，見到了《文藝報》的馮牧同誌，他們要拿出版麵來討論這部小說。我也是一口氣讀到淩晨兩點，才讀完這部小說的。孫犁同誌寫給你的信（發表在報紙上、為我的小說集寫的序言），說得十分中肯，你曆經二十年的苦難生活，‘從文學的角度講，得大於失’。我十分同意孫犁同誌的這個意見。”
打斷我和荒煤談話的，是鄰居打開了電視機時轟鳴於耳的聲響。荒煤似被這種突發的音響嚇了一跳，他從椅子上站起來，走到屋子的隔壁處用手扣打了兩下，他發現了劃分楚河漢界的竟是一層紙板牆，便無可奈何地歎了口氣說：“‘窮而後工’固然是古代傳流至今的一句銘言，但是你的居住、寫作環境太差了。你該向北京作協提出住房問題。”荒煤又撫摸了一下雙層鋪的床腿，搖了搖頭。說：“我是見證人，你如果不便提出，我代你向北京作協表達意見。”
荒煤同誌當時在中科院文學研究所工作，他也是落實政策之後，從遙遠的四川返回北京的。我從談話中得知“文革”中他也被當“老虎”關起來幾年，落實政策之後，把一個昔日部級幹部當局級幹部使用，已經很難為荒煤同誌了。而荒煤同誌在此種境遇中還來看我，著實使我內心情動。我把荒煤同誌的來訪，既看成大劫之後的友情，又看成前輩人對後一代人的鼓勵。我認為無論是孫犁同誌還是荒煤同誌，都是在安慰我這顆結疤的心。直到若幹年後，我重新回眸我的新時期以來的文學腳步時，我才認知了兩位長者1979年對我說的話，既有感性的色彩，但更多的是出於對文學與生活關係的理性判斷。
從荒煤同誌這次突訪我的鬥室時起，我與這位文學前輩開始了師友般的交往。荒煤留給我的印象，是樸實、敦厚，與有些文藝領導同誌不同的是，他不是啟示我該如何“正確對待”，而是從文學藝術規律出發，激勵我拿出不愧對曆史的作品來，隻有不愧對曆史，才能不愧對明天。荒煤同誌的前額大而敞亮，當時曾讓我想起了“八仙”之一的張果老。他的“向後看，才能更好地向前看”的文史觀，充滿了辯證的唯物主義精神內涵，作為一個從社會底層回歸文壇的文學晚輩，自是頗受啟迪的。
當然，我在1979到1996年十八年多的光景中，之所以寫了多部表現大牆生活的作品，更主要的是生活的賜予；但與荒煤同誌的頭一次交談，他的話就撥動了我的心弦，使我產生了知音式的共鳴——一個剛剛重返文壇的人，是需要鼓勵的。荒煤在我的鬥室之內，給了我繼續行文的銳勇。
到了八十年代初期，荒煤同誌從中科院文學研究所，重新被調回到文化部的領導崗位上。他工作十分繁忙，文化工作曆經“文革”蹂躪，滿目瘡痍，處於百廢待興的階段，我不好更多地打擾他，隻是在一些會議上見到他的身影。記得在1984年秋天的一個文學座談會後，荒煤同誌以會議主持人的身份，讓我遲一步走。我以為荒煤同誌要對我近兩三年的創作，進行什麼指點。但他留下我全然不是這個用意。
“你還住在那個小窩裏嗎？”
我告訴他我已經搬出鬥室，遷居到了團結湖新居。
“創作環境好一些了吧？”
我對荒煤同誌對我的關心，表示了感謝。
“怕是你還要挪窩。”荒煤同誌溫厚的微笑中，閃爍著不常見的詭秘，“不是生活挪窩，而是工作上挪窩。”
我十分驚愕，因為在此之前，我沒有聽到一點這方麵的信息。當時，我隻風聞王蒙要從北京作協上調到中國作協。王蒙充滿機智，文情橫溢，而且早年做過團的工作，因而並沒使人們感到意外。
“當然，調你去中國作協的事，還沒最後定下來。聽光年同誌談過，你是最合適的人選之一，你為人忠厚誠懇又不失耿直，在新時期文學的開端，你展現了一種開拓精神……”
此時，正值全國第四次作協會員代表大會召開的前夕，我馬上意識到荒煤同誌所言，絕非空穴來風。因而，我不十分禮貌地打斷了荒煤同誌的話。我對荒煤同誌說，北京作協創作條件很好，近幾年我雖然發表了十多部中篇小說和一部長篇小說，但才剛剛揭開生活礦藏的表皮，還有許多更深的生活積累，要我用筆去開掘。為了達到我不挪窩的目的，我對荒煤同誌陳述了我的許多缺點，比如：不善言辭，有些口訥；雖然耿直，但也固執等等。我記憶十分清晰的是，荒煤同誌一直笑眯眯地聽著我誠惶誠恐的自白，當他聽到我說到“我是個十分木訥的人，連開會都坐在後排座位的邊邊角角和旮旮旯旯”時，荒煤同誌突然開懷大笑個不停。
這是我第一次看見荒煤這樣的笑容。昔日他來我家鬥室時，雖然也麵帶笑容，但那目光裏總使人感到有一點悲涼。我猜想，那個時期荒煤同誌心情或許也不是個晴天。試想：他早在六十年代就任文化部副部長一職，落實政策後安排他在中科院文學研究所任副所長工作，顯然是對他才能發揮的一種禁錮。能不能這麼說，荒煤同誌回到文化部領導崗位之後，是他心情最舒暢的一段時光呢？！
後來，荒煤同誌收斂起他的笑臉，嚴肅地對我說：“維熙，你是個黨員作家，不能隻從自身考慮。我早年也是寫小說的，但革命需要我幹文化組織工作，我可沒有你這麼多推脫的話。”
我無言了。但是從理性到感性，都不情願荒煤所談的是個事實。直到後來臨近第四次作家代表大會召開了，我不情願的事終於成為事實。王蒙在一天晚上到我家來，他告訴我作協原黨組呈遞給胡耀邦同誌一個新班子名單，是耀邦同誌親自圈點的——像荒煤同誌事先暗示我的那樣，我挪窩了。
在中國作協工作期間，我與荒煤同誌接觸頻繁起來。當時，他家住在木樨地甲24樓的最高層，我每次去荒煤同誌家裏時，都看見他寫字台上攤開著文學雜誌和作家出版的新書。我們有些文藝領導者，是很少過目作品的，因而在一些會議上，隻能避實就虛地談一些官話。荒煤（包括馮牧同誌）絕對屬於另一類型的文藝領導人，因而我每次去荒煤同誌家，他都能對文學現狀侃侃而談。特別一旦談到文學新銳，他有時能忘乎所以，常常如數家珍般地提出一大串新作家的名字，並說出他對一些新作家作品的看法。當然，有時荒煤也談起先鋒作家的某些不足。但仍然是以欣喜的目光，以海納百川的胸懷，來看待這些作品之不足的。能給他寬廣胸懷作證的，是他留在人間的一本本評論著作集。他評論過的作家很多，可以列出一大串新時期以來破土而出的作家的名字和書目。那些翻開的刊物和書籍上，留下荒煤同誌用鉛筆和圓珠筆劃下的許多道道，那些道道對當時已然七十多歲的荒煤來說，無疑是一項極其艱苦的勞動。除此之外，荒煤同誌還要自己寫一些文藝理論文章，對“人性和人道主義”他直陳過自己的意見，“隻有雙百方針，才能促使文學的真正繁榮”，在報紙上他有過呼喊；他發表過研究周恩來總理領導文藝的文章，荒煤認為周恩來在文藝領導方式上是個“尊重藝術規律，發揚藝術領導民主”的典範；他還寫下文藝“重在建設”而不是以大批判開路的激昂文字……水流幹川歸大海，荒煤認為中國作家“要敢於講真話”，像巴金老人那樣“講真話，把心交給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