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平反回來以後，收到胡耀邦同誌給我的一封信。他信中講到的一句話，很吻合我的創作現時。他說：“沒有百丈冰，哪能有花枝俏？”並讓我轉告王蒙、劉紹棠，要努力成為曆史新時期的文學主力軍。回首上個世紀八十和九十年代，我們確實都寫了一些產生社會震動效應的作品。我個人認知，其中有些好的作品，但算不得經典——我們的作品在那個年代獲得了很多獎勵和名聲，隻是能夠算作那個年代比較優秀的作品。經典的定論，不是當代任何人可以說了算的——曆史才是法官，是不是經典，是由後人拍板論定的。我記得我在《走向混沌》第一版序言裏寫過這個意思，我隻是要把我所經曆的那一段曆史真實盡我的力量寫出來，我就沒有愧對曆史。
截止到2009年，我一共出版了67本書，包括五十年代那三本少作。《走向混沌》，既不宣傳，也不介紹，但是總有人買，已經印到第六版了，發行了將近百萬冊了。有個負責監考的理科教授買了一百本送給他的同事，讓我簽名。我說這就是我最大的安慰。我的寫作信條、寫作方式是：“月圓而歌”，“月殘而泣”，絕不塗鴉荒言，而把真實當成書膽。後來的作品全是悲情的東西。我60多本作品裏，唯一還能找到童年、青春影子的，就是《裸雪》，這是唯一一部可以反映我過去的純真夢想的，除此以外大部分作品裏麵都是中國曆史的血色真實，或是我們正在前行的艱難足跡。我想，我可以說在文學上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我不是人才，也不是庸才，但是絕不做個奴才。
最後我對同學們提點希望。第一點，你們現在畢業以後，不可能再遭遇到我們那代知識分子的命運，但你們麵對的生存競爭是另外一種人生境遇，比如說就業等等，也會麵臨各種問題，各種窘境。我給我的大孫子大學畢業時的題詞是英國作家薩克雷小說《名利場》中的一段格言：“生活就像一麵鏡子，你對它笑，它也對你笑；你對它哭，它也對你哭。”希望大家以後無論從事什麼職業，一定要靜下心來，麵對困難，人生就是苦樂相間的漫長道路，誰都有苦惱，我有，陳教授也有，大家都會有，但一定要勇敢地闖過去。
第二點，希望你們將來一定能夠勝過我們這一代。我記得果戈理寫過一本小說《塔拉斯·布爾巴》，描寫俄羅斯跟波蘭兩國的戰爭。裏麵有一個細節，給我很深印象，我也跟兩個孫子講述過。老布爾巴到了退役的年齡，他兒子小布爾巴從部隊回到家來，大家準備歡迎一番。但他兒子剛一進家，老布爾巴就擺出俄羅斯格鬥的樣子，要跟兒子來場武鬥，說你必須打敗我，你應當打敗我。兒子小布爾巴無奈之下，便跟他父親動起拳腳來。結果，父親戰勝了兒子。父親說我們俄羅斯還有希望嗎？十幾年後，小布爾巴再次回來的時候把他爸爸戰勝了，於是父親興高采烈地大笑不止。
中國也是一樣，一代要比一代強。我現在看到自己是一個老朽，而你們風華正茂，所以希望一代要比一代強，隻有這樣，我們中華民族才有真正騰飛的希望。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
陳曉明（主持人）：剛才從維熙先生做了非常精彩、非常誠懇、非常真實的演講。我覺得從先生的演講對我們研究八十年代的文學，研究這一代知識分子的曆程提供了非常好的經驗，對同學們以後寫文章研究我們中國當代文學非常有價值。脫離了具體的感性經驗，同學們的學習往往容易流於從概念到概念，從理論到理論的局限。
從維熙先生講的在學習毛澤東思想進行改造的過程中，為了五毛錢和造假分子打起來的故事，包含的意義非常深刻；還有傑克·倫敦那本小說中叫巴克的狗感動了他，大家可以從這些故事當中，讀出很多很豐富的內涵。從維熙先生的爺爺是晚清秀才，父親是北洋大學的畢業生，從事科學救國的理工人才，而他自己從小就喜歡中國的古典詩詞。今天當麵聽他講自己這些獨特的創作曆程，對我們理解中國的當代文學能夠提供很好的幫助。
我們現在的大學教育，大多都是從書本上、從概念中獲取知識的。要了解到底什麼是中國文學，我們應和作家多進行一些直接的交流，從而真正領悟他們的創作和人生。我們辦這個活動，也是希望和作家進行麵對麵的探討，理解像從維熙先生這樣的當代中國作家所走過的道路及他們對文學的執著，理解他們從五十年代走到八十年代繼而到如今，對自己文學理想的堅守。從維熙先生演講給了我們很大的確確實實的教益。
下麵同學們有什麼問題可以提問。
提問一：從先生您好！《走向混沌》第一版最後一頁，寫了這樣一個細節：經過很多磨難之後，當您和一批知識分子將要被卡車拉到另外一個更艱苦的地方時，您在車上唱的是《歌唱祖國》。50年過去了，您怎麼看待這樣一個細節？
從維熙：那是第一部的收尾，處於天南地北的勞改右派，要往北京集中，因而帶來一個知識分子的美夢。1963年，在廣州會議上，周總理給右傾分子平反，我們又調往北京，歌聲自然而然地響了起來。其實，那是一場荒唐夢，我們1979年，才平反回京。
陳曉明（主持人）：五十、六十年代並不是鐵板一塊，知識分子的政策有時候會有一些小陽春出現。從先生是對黨赤誠、忠實的作家，卻被打成右派，關到監牢裏麵。他在長安街趕著馬車，禮賓車來了，竟會遭遇那樣的尷尬。之前他已經是出過三本書的著名作家了。我覺得這種經曆是以後的作家很難再有的。他們的苦難，他們的經驗，他們的人生體會很複雜。
紀老師：我們是讀著從先生的書長大的，對他非常崇敬。從先生，您的精神財富，用什麼樣的方式，更容易讓青年們了解和接受？有時候年輕人的想法更容易被現實的東西吸引，今天應當用什麼樣的方式，讓這些精神傳承下去？
從維熙：這個老師談到的問題，也是我所思考的。對中國過去所走過的道路，我們文化的主導方向，總是彈唱喜歌的比較多，而將喜和憂並重的較少。再深掘一下曆史，就會發現中華民族有一個很大思維劣勢，就是不願意回頭看自己的失誤。如果我們能夠把過去失誤的敗績與光明與燦爛的成就同視，那會讓很多年輕人更了解中華土地多種顏色，更利於他們奮力建設我們這塊土地。我是這麼想的。
我也沒有多麼大的能量。我的《蘆花白頭最相思》就是寫一個胡風分子之死。1955年，郭沫若主持批判大會，呂熒是會上唯一一個為胡風鳴不平的人。這種精神也是中華民族知識分子的優秀精神傳統，從司馬遷寫《史記》在監獄中受到宮刑（即斷根）開始，直到曆史的今天，是值得當代青年學習和研究的。
陳曉明（主持人）：現在娛樂至死，不斷為了房子、工資較勁。年輕一代，對上一代開始輕率地遺忘。老一輩知識分子走過的道路不是西方人所能理解的，西方的漢學家、知識分子批評中國知識分子，好像有些站著說話不腰疼，責備中國知識分子如何如何，但是他們不了解中國知識分子究竟是如何走過來的。我覺得在任何一種境況裏，中國優秀知識分子都是有骨頭有脊梁的，我們大家對他們應懷著崇敬的心情。
提問二：從先生您好！聽了您的講座很感動，都是沉甸甸的人生經驗和感觸。如果您現在依然年輕，您會不會再選擇做一個作家？如果當作家的話，是做一個有深厚曆史責任感的作家，還是會更關注對個體的描寫？之所以提這個問題，是因為有的同學雖喜歡文學，但選擇了經濟與貿易專業。我們應該如何保有自己的熱愛？
從維熙：我想如果我還很年輕，我如果是你們現在中間的一員，我會把良知跟現實結合起來，把它揉成一團來寫作。
黑格爾有一句話，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這個大家全知道。但是我要跟大家說，合理的東西未必完全都是可愛的。比如說，馬桶也存在，卻臭氣熏天。
還有北京的“天上人間夜總會”，有那麼多女大學生去服務，即便生活給予她們很大壓力，慌不擇路地去了，她們真的感到很光榮嗎？我要是一個年輕作家的話，會把這些都納入視野，但我會用理性的尺度去衡量它——存在是合理的，但我要思考，這些是否可愛呢？
曆史不能重演。我們這一代經曆了現在大家所不可能再經曆的事情，但你們這一代有你們要麵對的問題。像“天上人間”之類的，也是十分令人痛心的，那些清純美麗的孩子，竟被那樣汙染了……我不太了解當今的生活，我隻能盡力地對我自己的那個年代發言。
忽然想起《北京日報》的一個朋友曹爾泗，已經作古了，過去他曾寫過一首詩贈我：“何須惆悵惜春遲，二度梅開花滿枝。驛路風塵化詩雨，滄桑曆盡大道直。唯求肝膽如冰雪，朝花何妨到夕拾。”他是在我勞改那麼多年回來以後寫下的，我很受感動。
文學的筆杆子，的確不能受某些商業利益的驅使，否則會變得很汙濁。要幹自己應當幹的事。
叢治辰：從維熙先生，您對文學史上給您貼的標簽“大牆文學之父”怎麼看？你對這種東西有什麼感覺？
從維熙：我平反回來以後，雖然在文學上產生了那麼大的爆炸力，但這中間出現的種種麻煩還沒有跟你們說。幸虧中國改革的力量在不斷向前推進，我才能在今天與大家見麵。我的文學創作放成果，用那個年代的尺度去衡量，並不代表今天的定評。比如：《大牆下的紅玉蘭》發表時，《收獲》當期加印到90萬冊，這是破天荒的史實。但今天回頭審視，我覺得它還留有五十年代文筆的痕跡，這是我今天不滿意的地方。
文學符號隻是一種標誌。真正的作家更在乎自審。
陳曉明（主持人）：我們今天就先進行到這裏。我們再次以熱烈的掌聲感謝從先生。祝他身體健康，筆耕不輟！
從維熙：我第一血壓不高，第二血脂不高，第三血糖不高。感謝勞改，沒有那20年，我現在究竟成為怎樣一個人，真很難說。
2010年整理於書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