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可以這麼說：生活永遠是第一位的，你的任何夢想，財富夢、青春夢、職業夢，種種夢想，都是生活的折光。
以上，講的許多東西都是文學主體因素，但客體也是不能忽視的。我18歲時就開始發表作品，並不是由於我比別人聰明，追本溯源，家庭文化對我起了潛移默化的影響。中國四大名名著，來自家庭藏書，我年紀很小，雖然有的看不太懂，但就是喜歡讀那些書。我特別喜歡詩詞歌賦一類的東西，古代詩詞對我的影響非常大，在兒童年代，有些唐詩就能倒背如流。這是天然本性的一種忘情投入。1958年我和幾個作家訪問寶島台灣，身在台灣的小姑姑問我：你還記得小時候你是怎麼讀書的嗎？我茫茫然不知所答。她說每到家裏客人多的時候，你就藏到偏僻的角落裏去看書。有一次快過年了，客人很多，到吃飯的時候找不到你了，最後是我在糧食缸的縫中間找到你的。至今我還記得，那天你正在看李清照的詩詞。能夠跑到缸縫去看唐詩宋詞，對於現在的少年來說，或許有些不可理喻吧，但這是我少年苦讀時的一幅畫像。
我記得很清楚的一件事，與杜枚《清明》詩有著直接的關係。詩中“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曾讓我神魂顛倒。一年的清明節前後，我爺爺說：“丫頭（我小名叫丫頭），你去給爺爺打壺酒去。”天下著雨，我戴著草帽，心裏非常得意。為什麼非常得意？就是因為《清明》這首詩，在我的潛意識裏活了。其實，我去打酒這條街上，根本沒有牧童，也沒有杏花村；但天地間的雨絲意境，支持我走得非常帶勁。路過一個鐵匠鋪的時候，與我同齡的孩子用童謠罵我：“下雨了，冒泡了，王八頂著草帽了。”我氣得把草帽扔了，但不影響我的心緒，冒著細雨我走進酒館，又冒著天雨回來，到家裏雖已被淋成了“落湯雞”，我還是高高興興。這是詩詞中的意境，給我少年時代的巨大衝動——這些童年往事，可以視為推動我必然走向文學之路的誘因。
後來到了北京上學，讀書習慣沒改，但讀書逐漸離開了單一的古典文學。1949年後的中國，描寫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作品很多，由於我的文學個性偏愛淡雅，因而我偏愛孫犁的作品。我從他的《白洋澱紀事》和《鐵木前傳》等作品中，看到了我故鄉的影子，因而青年時代我把我的小說寄往孫犁主編的報刊，也就不足為怪了。俄國作家中我崇敬屠格涅夫，他的《羅亭》《貴族之家》以及《白淨的草原》等作品，風格和孫犁一樣，他描寫戰爭的作品和孫犁近似。沒有金戈鐵馬，隆隆炮聲，濃煙烈火，因而我的文學定位，屠格涅夫就是中國的孫犁。我之所以喜歡他們，因為他們的文學染色體與我非常相近，文字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而能產生強大的精神共鳴。我建議同學們，在初學寫作階段，一定要先找你自己最喜歡的書讀，因為容易進入其文膽內核，也特別容易吸收其文汗營養。為什麼？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精讀以後，你再逐步擴大自己的閱讀範圍。如果我們把讀書的範圍一開始就鋪得很大，世界各國的名著全讀，把國家圖書館的藏書全讀，不僅讀不過來，這樣的讀書方式也與你的文學主體背離，是一種精力上的浪費。但隨著創作的深化，世界文學的大典，是必須讀的，因為單一風格的作家作品，隻是清純的乳汁，而世界文庫則是文學營養的全部。
我的個人生活經曆，我的文學愛好，決定了我是以寫農村生活為主的作者。1954年初調到北京後，我出版的第一部作品是《七月雨》，1956年出版了第二本散文、小說集《曙光升起的早晨》，1957反右開始之前，我出版了長篇小說《南河春曉》。這三部書，讓我在五十年代拿到了7800塊錢稿費。我第一次得到稿費不是用人民幣計算的，是折90斤小米。7800塊錢，那時候可是天文數字，劉紹棠可能比我更多一點，我7800，他一萬多。他花了2400元買下中南海側光明胡同的一個三合院，院子裏麵有三棵古老的大棗樹，非常雅典。那時的稿費比現在的稿費要高些，我就是靠這些稿費支撐了我1957年以後我個人和家中一老一小的困頓生活的。我勞改以後，家裏麵隻留下了我的老母親和我的一個兒子，生活壓力非常大。
我被“劃右”之後，一件讓我終生難忘的事，是完全丟失了知識分子的自尊。當時我的任務是每天趕著一輛馬車，去東郊九龍山運拉喂豬用的稀酒糟。每天早晨，我穿著破皮大衣，腰上係一根草繩，從永定門外四路通出發，直到晚上才能回來。有一天我拉著一車稀酒糟回來，走到建國大門時，正趕上迎賓車隊，警察站在建國門大街的十字路口攔住我，當時我也非常緊張，如果車在這裏突然出現毛病怎麼辦，誰知道哪國的政要要來？偏偏這時候，馬肚子下的肚帶斷了，車把立刻揚起來了，一車稀酒糟撒了一地。警察急了，說怎麼辦？問我是哪兒人？我說我駐東單北京日報的。問我是幹嗎的？我說我是下放幹部。警察又急又氣，但又沒有辦法，好在迎賓車隊開過一地稀酒糟時，是閉著窗簾的，不然我有可能被戴上有意破壞國際聲譽的帽子。
當時正是1958年大躍進，1959大煉鋼鐵、超英趕美的時期，浮誇風將每畝地稻產吹到13000斤之高。其實那時候我們國家正在經濟十分艱難的時候。是性格使然吧，我又坦言自己的心聲，把自己對社會的看法說了出來——最終的結果，是被勞動教養了。名義上叫勞動教養，實際隻是不跟監獄的犯人在一起吃飯睡覺，但勞動時要在一起。這樣，我又開始了另外一種更為艱苦的生活。
在此期間，我先後在延慶挖過鐵礦，在津北茶澱種過水稻，“文化大革命”爆發以後，又被發配到山西，在山西幹過磚窯燒磚，還在晉城一座勞改礦山，當了三年多下井挖煤的煤黑子。生活可謂是到了人生的底層。怎麼辦？沒有退路可尋，隻有勇敢麵對。為了堅強自我，我偶爾回家探親的時候，選了四本書帶上。一本是方誌敏的《可愛的中國》，一本是傑克·倫敦《野性的呼喚》，一本是雨果的《悲慘世界》，一本是高爾基的《母親》。在那個時候，我必須要堅韌地生存下來，書可以給我生存下去的提示。
第一本書，因為我是一個中國人，這塊土地與我有著密切的關係，所以我帶了《可愛的中國》。我怕苦難的生活，讓我變性成為忘記黑土地的人。
第二本書，《野性的呼喚》描寫了一隻叫巴克的狗，到了蠻荒之地，它還堅持著極為善良的天性，但在慘烈的環境中，必須要為生存而拚殺，它逐漸改變了它非常馴良的習性，成為阿拉斯加狗群中的一員，最後居然成了阿拉斯加狼群的領袖。我的性格在這種環境下，天天與“人狼”在一起，必須學會生存的野性，因為監號裏什麼壞人都有，我要激勵自己的勇敢。
第三本書，雨果的《悲慘世界》裏，有個善良的教父冉阿讓，他能提示我在“狼窩裏雖然要學會狼叫，但不能沒有了人類的善良”。
第四本書，為什麼要帶高爾基的《母親》？因為我也有個苦難的母親。我四歲時，我的父親因傾向革命，就關死在了國民黨監獄；後來我又進了班房，她的生存該有多麼艱難？因而，為了母親我也要活下去。同學們想想，要是按照今天富士康的第十幾跳來比的話，我改造了20年，那就是七千天，不是早就成鬼了嗎？沒有，這是母親給我的力量。
把書本變成生存的本領，我曾演繹出這樣一個故事：那是在北京茶澱農場，是在學習毛澤東思想最活躍的日子。有一次領導讓我編個啥節目，表揚一下何大拿。何大拿，是出了名的一個神偷，隊長說何大拿撿了五毛錢，能夠上交中隊，是學習毛澤東思想的成果。我心中雖然有些懷疑，但還是完成了任務，寫了一段能演唱的山東琴書。
演出時非常紅火。我們監號的人都上台了。之後，何大拿樂得忘形了，在正月十五吃餃子時，他拉我和他一塊喝酒。因同號子的人都到別屋去熱鬧了，他發酒瘋似地對我說：你知道那五毛錢怎麼撿的嗎？我出工的時候，他走在隊伍後麵，把自己的五毛錢，扔在這個地方，收工的時候，他又直到隊伍前麵，將五毛錢拾了起來，交給了隊長。去了，所以將五毛錢上交了。聽他說完自導自演了這場戲的過程，我心裏特別惱火，我說你騙了多少人！我越說他，他越滿不在乎，還在土炕上唱開《西廂記》裏的鶯鶯“叫張生……”我火上來了，覺得這個人愚弄了全隊，便先給了他一拳，在他反抗過程中，我又使用蠻力，把他臭揍了一頓。原本我這樣一個文弱書生，怎麼能夠動拳去打他呢？這跟傑克·倫敦筆下的那條狗巴克，給我生存的力量分不開。你在狼窩裏，必須學狼叫。結果我真的把他打得鼻青臉腫。打了以後，我說你去報告隊長，讓一切真相大白。他當然不敢去。
直到八十年代後期，我有一次在王府井大街新華書店為我的長篇小說《斷橋》簽名售書，來了很多讀者，忽然間我一抬頭看到一個人很麵熟，他說你不認識我了？我說你是誰啊？他說我姓何，我忽然想起來了。我腦子裏出現的第一個念頭就是：這本《斷橋》是不是他偷的啊？他說我要拿一本書一點問題沒有，但這本書確實是我買的。我給他簽了名，他要走，我說別走。中午的時候，我們在一個小飯館裏一起吃了麵條，喝了點啤酒。
以上就是書籍給我的生存能量。平反歸來後，我小說的風格變了，從年輕聲時的風花雪月，轉化到生活的悲愴。這是20年勞改生涯決定的。我經常想，如果這20年的生活中，我活得像浩然一樣，會成為什麼？可能會變成兩邊搖搖擺擺的一個人物，因為“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席卷力量，是無法抗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