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10年6月18日下午
陳曉明（主持人）：大家下午好！我們今天榮幸地請到尊敬的從維熙先生為我們演講。從維熙先生是新時期文學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是新時期中最早崛起的文學家，是新時期文學旗幟性的人物。今天他能和大家麵對麵地交流，是我們一個非常好的學習機會。
這些年，從維熙先生始終在堅持寫作、思考，比如他寫作的《走向混沌》等作品非常著名，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思考得非常透徹，在德國都有很大影響。從維熙先生是思想型的作家，聽他談談文學和人生的經曆，談談個人命運和文學創作的關係，對我們理解文學，會有重要的幫助。
這位就是我們尊敬的從維熙先生。還有一位蕭立軍先生，是《中國作家》的副主編。從先生演講題目為《我的文學與人生》，下麵有請從維熙先生給大家做報告。
從維熙：同學們，你們好！本來今天我是要帶著我的孫子一塊來的，他兩歲時候穿著開襠褲去的美國，後來學經濟金融專業，現在即將大學畢業。我今天到北大來，他也要跟著我來，後來因事突然更改了航程，所以沒能跟我一起過來。他與你們是同齡人，都是正在成長中的中國文學的閱讀者和探討者。
此外，我本來應該是北大中文係的一個學子，是你們的學兄。1953年，我在北京師範學校畢業前半年，校長突然找我談話，說：從維熙，經過我們學校校委會，並已報請北京教育局同意，保送你到北大中文係就讀深造。我聽了非常興奮，能夠步入北京大學中文係的課堂，當一名北大中文係的學生，讓我覺得非常光榮，同學們也非常羨慕我。當時學校隻保送幾個有特長的學生，進不同類型的大學，隻有我是保送北大中文係。1950年我18歲，考入北京師範學校，同年發表處女作，那個年代能在報紙上占很大篇幅發表小說、散文的青年學生還不多。但劉紹棠比我還要早，他當年曾是北大的學子。
可是我快畢業的時候，事情發生了變化。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新中國剛剛成立，北京市召開了一次市人代會，會上決定要提高北京市的中小學教學質量。這樣，我們畢業以後就都分配了工作。我被分配到海澱區，海澱區同時分配了幾個同學，我要求到最遠的地方去，希望派我到農村去教學。後來我便被派到海澱區青龍橋，就是頤和園的北門一帶，在那個地方當起了小學教師。
由於我進行文學創作的特殊情況，隻當了半年小學教師，北京市委宣傳部下了一紙調令，把我調到了《北京日報》。這是我在像你們這個年紀的青年時代有過的一段奇特經曆。這段經曆改變了我的生活道路，使我沒有像劉紹棠他們一樣成為一名北大學子。但峰回路轉，無論從事什麼職業，最後我總還是回到文學創作的軌道上來。
當初我就讀的北京師範學校，之所以要保送我到北大中文係，是因為我已經在《光明日報》《新民報》（《北京晚報》前身），特別是在《天津日報》孫犁主持的《文藝周刊》上發表了整版的小說。後來調我的《北京日報》的那個老編輯、老詩人晏明說：我看了你的作品以後，就千方百計要把你調到報社來。
我先在《北京日報》文藝部當編輯，後來為了深入生活，我請求當了記者。當記者的幾年裏，我跑遍了北京的東西南北。1953年，團中央號召青年到邊疆去農墾，北京市團市委組織北京青年誌願者去邊疆，北京市有幾百人自動報名去黑龍江蘿北縣開墾荒地，他們的行動比知青、比後來的屯邊部隊要早很多。北京青年誌願墾荒隊的成立，引起全國的連鎖反應，緊接著黑龍江省、天津市、石家莊市、哈爾濱市青年墾荒隊都來到北大荒。作為記者，我請求去采訪，很快得到批準。我一方麵想給報社采寫通訊文章，另一方麵想到艱苦的生活中磨煉自己，體驗生活，為北京市的青年人樹碑立傳，因此我兩次要求到北大荒去。這就是我平反回來以後，1983年出版的《北國草》故事的前身。
上世紀五十年代，我第一次去北大荒時與《中國青年報》的房樹民同行。北大荒的茫茫草原，天上飛的大雁，地上跑著的狼和麅子等動物，對我有很大的吸引力。去了一次以後覺得不過癮，我跟林斤瀾在1955年冬天，穿著大皮襖再次去了北大荒。到了北大荒還不想回來，因為北京青年墾荒者的精神感動著我。直到1956年的春天，我突然接到學弟劉紹棠寄往北大荒的一封信，告訴我說現在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中國文學可能要進入一個最好的時期，你要想去北大荒的話，應該開完鳴放的大會後再去。
就這樣，我離開了北大荒。1956年是“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一個政策寬鬆的日子。這個階段我發表了小說《並不愉快的故事》和理論文章《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幾點質疑》等作品——到1957年，中國的反右運動開始，我成了右派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由於個性使然，“劃右”後在大躍進的年代，我又提出了許多意見，便於1960年被開除工職，送去大牆。這是我青年時代的一段特殊的經曆。因為時間關係，我不想在這方麵多說，我想與同學們談談文學的主體與創作的關係。
我個人感覺，文學創作最根本的成因還在於個人的天賦特質。當然，生活對於一個搞文學創作的人來說，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性，但你的個體是不是這個材料，卻起著根本性的作用。我記得中國一個已經作古的美學家王朝聞曾經寫過這樣一段話，他說：如果天在下雨，如果你是一塊吸水的海綿，水自然而然就淌到海綿的纖維裏麵了；如果你的本質是一塊石板，任多大的雨從你身上流過，你對它也毫無反應。我覺得這句話說得非常到位，如果你是一粒種子，最終總會生長起來，開花，結果。在我上學的那個時期，學校裏有兩個文學創作組，熱愛文學的人很多；但是多年以後，真正熱愛文學的人，為文學魂牽夢縈的人，真正拿起筆來創作的人幾乎沒有。
比如說牛頓發現了萬有引力，一棵樹掉下蘋果，觸動他的是地心吸引力；而一位文學家麵對這個情況，與科學家有不同的聯想，那就是憐香惜玉和感傷人生苦短之悲愴。這與牛頓的感覺南轅北轍，完全不同。我從小理工科非常糟糕，特別是我從河北冀中農村到北京上中學的時候，進入的是當時北京的名校——北京二中，這是個以數理化為根基的學府。我受到很大的挑戰，我覺得我根本不應當是這裏麵的一個學生。上代數課的時候，我偷著看當時國民黨一個作家李紫尼的小說《青青河邊草》。這是我的個人主體決定了的。我從小就厭惡念數理化，小代數得過零分。這在二中那樣嚴格的學校裏是不行的，我當了一次降班生，應當升初二的時候升不上去，還要重讀一年初一。前些年當我在報紙上看到80後的作家、寫作了《三重門》的韓寒與我近似，曾經在上海的《新民晚報》寫過一篇文章，我說作家的主體決定你的事業走向。韓寒也是理科非常糟糕，因而個人主體決定事業的遴選。在座的同學們，你們將來有的人可能成為非常優秀的教授，或者是非常著名的評論家，也可能成為作家，但是隻要從事文學職業，都需要異常豐厚的聯想能力：從一滴水可以聯想到大海，由一線螢火可以想象到滿天的朝霞，看一片落葉，可以想到生命與青春的有限……具備這種素質的人，常常是本性使然，而非後天培養，這種素質對我們搞創作的人，是非常重要的。我聽陳曉明教授說，你們中將來從事文學方麵工作的人會很多，應當有意鍛煉自己這方麵的能力。
下麵，從我們最古老的文學中說說文學聯想：《詩經》的開篇“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前麵說一隻斑鳩鳥在河之洲鳴叫，但後麵就純屬個人的發揮、個人聯想。鳥叫本身並不說明什麼，就是鳥鳴而已，但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後麵就是作者在文學上發出的兩句獨白——我們搞文學需要的就是這種東西。
再比如，我們當代的文學大師郭沫若先生在《棠棣之花》中有這麼四句詩：“春桃一片花如海，千樹萬樹迎風開，花從樹上紛紛下，人從花底雙雙來。”郭沫若是一個浪漫主義文學大師，滿樹的桃花，勾起他的幻想，那已不是桃花了，而是一場愛情。盛開的桃花，能不能在我們的思維裏產生這麼大的張力？這種想象力是文學的最基本要素。
二十年的勞改生涯中，我曾一度在一個大桃園勞動兩年多，曆經桃樹的剪枝，施肥，結果的全過程。一到春天桃花盛開的時候，桃花開在樹上，和樹連在一起，我就總是想：春天的風，是不能把剛開放的桃花給吹落的。郭老詩中說‘花從樹上紛紛落’確實有點反科學，顯然是郭沫若那種浪漫的想象，到了巔峰狀態，從桃花盛開想到一男一女，在桃花中穿行的甜美。
八十年代初我平反回到北京後，有一次跟江蘇的陸文夫、南京的張弦一塊去長白山。長白山的原始森林中各種樹木非常茂盛，而且雜交林很多。那正是秋天，一片雜交林中有落葉鬆和白樺樹組成。我說，一棵一棵小白樺樹，像素衣素裙的少女。這是我腦子裏想到的形象。落葉鬆，枝葉長在樹的中腰，上麵是個尖尖的樹頂，陸文夫則說像不像一艘艘海盜船？張弦幹脆把我和文夫的聯想，串聯到了一起，說這是海盜船把這批少女劫走了。我們進行的是三位一體的文學聯想，不是僅僅出自一個人，而是三個人見景生情演繹出一個故事。這就是文學職業本能的流露。
文學工作到底是怎樣的一種工作呢？從我多年的創作感悟來說，把它歸納起來，是一個讀夢、解夢、戲夢的過程。大家知道，人人都有夢，無論哪一位，童年有童年的夢，青年有青年的夢，有夢的是人，沒有夢的是木偶。可是不能忽略的基點是夢從哪裏來？夢是生活的折光，你之所以產生夢，源於生活對你的某種刺激。比如青春花季的男孩女孩，發現某個同班同學非常漂亮，某一個地方特別吸引你，你難免夜裏會做一個青春夢。但是反過來我要問，如果我夜裏經常夢見鬼神，而生活中並沒有鬼神，它從哪裏來的呢？我這樣回答：生活中雖然沒有鬼神，但是我從玄學、八卦中對它們有所領略，鬼神的傳說我從小時候就知道。我家出身地主，算是書香門第，我的父親是北洋大學理工的，我叔叔輔仁大學中文係畢業，我爺爺是清朝最末一茬秀才。外因也鑄造我的文學主體，對我起著很大的作用。記得有一天晚上，爺爺對我講了一個鬼怪故事，當我從爺爺的屋子跑到我住的屋子時，驚嚇中被高高的門檻絆倒了。所以，我夜裏做夢會夢見鬼神，盡管人世間並不存在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