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世豪家白手起，枝繁葉茂代代興。
在民國曆史上，有這麼一位功高蓋世、人送外號“現代呂不韋”的奇人：他是國名黨第二代領導人，為孫中山和蔣介石的革命活動傾盡萬貫家財，曾任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代理國民政府主席；他是二十世紀初江浙財團的四大亨之一，在商場創造了中國現代商界的許多“第一”：第一個創辦證券交易所的商人，第一個創辦西湖博覽會的商人，第一個大賺法國錢的商人；他是國民黨“四大元老”之一，孫中山稱他為“革命聖人”，蔣介石稱他為自己的“革命導師”，陳果夫稱他為“黨國理財第一人”——他就是被譽為“中華第一奇人”的張靜江。
張靜江出生於南潯巨富之家，張家先祖白手起家，後代能人輩出，在商界叱吒風雲，成績斐然。張家幾代中，不乏著名商人、收藏家、革命家，他們大都極有個性，傳承著南潯張家的精英血脈，生生不息。
張靜江：民國元勳 革命奇人
張靜江（1877－1950），譜名增澄，字靜江、人傑，別號飲光、臥禪，浙江湖州南潯鎮人，出身於江南絲商巨賈之家，民國富商，是中國國民黨的第二任領導人。曾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主席、代理國民政府主席，與蔡元培、吳稚暉、李石曾並稱為“國民黨四大元老”。
【生平】
“大象”之後 揚名法國
1877年9月19日，張靜江出生於浙江省湖州府烏程縣南潯鎮。張靜江的祖先起初隻是一個開糕團店的小老板，到了其祖父張頌賢的時候，全力經商，在浙江沿海大辦鹽場，將家鄉的特產“輯裏絲”運往上海的洋行，行銷海外，又到上海經營房地產和金融業。經過數十年艱苦奮鬥，終於在同光年間大發其家，使張家躍為南潯“四象”（南潯人按照家財多少，分別將富戶稱為“大象”、“牛”和“小黃狗”，鎮上共有“四象八牛七十二墩小黃狗”，四象為劉、張、龐、顧四家）的第二名，成為頗能呼風喚雨的豪門望族，號稱南潯“四象”之一。
幼年的張靜江十分頑皮，他的弟弟張久香在《二兄行述》中回憶說：“二兄幼時，性殊頑劣，而異常童”，又說他好交友，尚豪俠，喜冒險，故以“人傑”自名。
1895年，18歲的張靜江罹患骨痛症，成為跛足，行走不便；不久又害眼病，視力大受影響，因此張靜江之父張寶善同意他放棄參加科舉考試。1896年，張寶善捐銀十萬兩，為19歲的張靜江謀得一個江蘇省候補道員的頭銜。同年，張靜江與蘇州籍人士、山東學台姚菊岐之女姚蕙結為夫婦。
1900年，張靜江隨嶽父姚菊岐前往北京，在黃思永家舉辦的筵席上結識了軍機大臣李鴻藻的兒子李石曾。
1902年，李石曾要跟駐法公使孫寶琦去法國，張靜江也隨行去了法國。到了法國，李石曾去讀書，張靜江則開始經商。張靜江法文不識一個，就在巴黎的繁華地段馬德蘭廣場4號，辦起了自己的商行“通運公司”，搞進出口貿易，諸如絲綢、茶葉、瓷器、漆器、文物、字畫，首開中國人在法國辦公司、開商行的先例。張靜江很有生意頭腦，法國人喜歡什麼，他就賣什麼，什麼賺錢就做什麼，並且大獲成功，成了中國人大賺法國人錢的第一人。他的賬房先生李力經後來回憶張靜江在法國的創業經曆時說：“獲利之巨，無法估計。”
偶遇孫文 投身革命
1905年，由於吳稚暉的拜訪，張靜江受到了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影響，思想激進，推崇無政府、無家庭、無宗教主張，張靜江因此和吳稚暉、李石曾被稱為旅法華人中的“三劍客”。
1906年初，張靜江為了籌辦雜誌，前往新加坡購買中文字模並雇用一名中文排字工人。根據胡漢民的回憶，就在這次航程中，張靜江偶遇孫中山。張靜江對孫中山推翻清朝的革命之舉十分欽佩，決定傾囊相助，在資金上資助孫中山的革命事業。他與孫中山約定彙款的暗號：A、B、C、D、E，分別代表1、2、3、4、5萬元。當時孫中山因與之是萍水相逢，對其言語並不信以為真。分手之時，張靜江留給孫中山一封信，讓他到美國後去找紐約市第五街566號他所開辦的通運公司，領取資助革命的活動經費3萬元。孫中山將信將疑，至美國後把信交與黃興，讓其辦理，以探真假，結果黃興到了張靜江指定的地方，道明來意後，對方爽快地把錢給了他，分文不少。此舉令孫中山大為驚奇，認為遇到了革命“奇人”。自此以後，每遇革命款項不濟，孫中山便想到了張靜江的彙款之約，隻要孫中山有電報來，張靜江每次均能按時如數將款寄到。甚至有一次由於款項不支，反清起義無法舉行，張靜江將他在巴黎通運公司所經營的一個茶店賣掉以資起義。孫中山前往巴黎籌款時，經常在張靜江寓所開會，而會後就睡在張靜江家會客室的地毯上。根據民國資料的不完全統計，張靜江在辛亥革命前後對孫中山的捐款高達110萬兩白銀，出手可謂闊綽至極。孫中山曾言：“自同盟會成立之後，始有向外籌資之舉，當時出資最勇而名者，張靜江也。”
這一時期，張靜江不但在經濟上支持革命，還聯合吳稚暉、蔡元培、李石曾、汪精衛、褚民誼等人在巴黎發起成立“世界社”，同時創刊發行《新世紀》周刊，緊密配合國內外的諸多革命報刊，大力宣傳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主張，讓世界各國從輿論上支持孫中山的革命活動。
1906年3月，在胡漢民等人的主持下，張靜江在新加坡加入同盟會，之後便積極介紹浙江南潯的富豪們加入到革命的陣營中，如將大哥張弁群（上海通運公司總經理）、舅父龐青城（上海中國銀行董事）等人介紹給孫中山，並發展成為同盟會會員。民國成立之前，浙江南潯加入革命隊伍者大多數為“四象八牛”成員。這為孫中山的革命活動提供了一定的經費來源。
1920年2月4日，張靜江又遵照孫中山之命，到上海創辦證券交易所，繼續為革命籌措經費，使孫中山的革命事業一步步地渡過難關。由於張靜江對革命的巨大貢獻，1924年1月，張靜江在國民黨“一大”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之後在大革命時期，張靜江在中國政治舞台上非常活躍，成為顯赫一時的國民黨著名人物。
1923年，張靜江因病在南潯家中休養，孫中山聞訊，特薦留德名醫李其芳為其做電療。他在推薦李其芳醫生的信上，曾勸說張靜江休養身體好轉之後繼續為國盡力，為黨做事，並說治好張的病“不止是你一人之幸，實為國民黨之大幸”，並親書一副對聯“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四十州”讓人送到浙江南潯張靜江府上，張在孫中山心目中的地位由此可見一斑。由於張靜江為革命立下了汗馬功勞，尤其是從經濟上無償捐助革命，默默無聞，為革命盡心盡力，孫中山便稱張靜江為“革命聖人”，並手書“丹心俠骨”四字相贈。張靜江“革命聖人”的雅號便由此而來。
1924年底，孫中山應馮玉祥邀請，北上會談南北統一，不期重病住院，張靜江抱病赴京到協和醫院探望孫中山。看到張靜江拄著拐杖吃力的樣子，孫中山不禁潸然淚下：“你病成這個樣子，為何還專程來看我？”張靜江雙手握住孫中山的手，哽咽著說不出話。他憂心如焚，在京城遍尋良醫。
1925年，孫中山在北京病重，張靜江北上探視，因此他成為孫中山病危時簽署遺囑的在場證明人之一。3月11日，孫中山預感到自己將走到生命的盡頭，便在事先準備好的兩份遺囑上簽字。按照孫中山的意願，張靜江首先簽字，依次是吳稚暉、汪精衛、宋子文、孔祥熙、何香凝等12人簽名作證。
孫中山去世後，張靜江是12位喪事籌備委員之一。此後，他又參與南京中山陵的建造，直到1929年“奉安大典”全部完成。1925年4月2日，孫中山的靈柩由中央公園移至西山碧雲寺安放，石龕內懸掛著至今鮮為人知的由張靜江書寫的長聯：
功高華盛頓，德蓋中華間，行易知難，並有名言傳海內；骨痊紫金山，靈棲碧雲寺，地維天柱，永留浩氣在人間。
結拜中正 登頂中央
辛亥革命以後，張靜江從巴黎回國，定居上海。
這時，蔣介石剛從日本陸軍學校留學回到上海，他通過張靜江的堂侄張乃驊引見，結識了張靜江。
1913年，蔣中正參加二次革命討袁失敗，遭到淞滬鎮守使鄭汝成通緝，逃往日本。次年，蔣介石再度準備在上海發動討袁的軍事行動時，設在小沙渡路的司令部遭到襲擊，行動失敗，蔣介石在張靜江家中避難，晝伏夜出。
1916年5月，陳其美遭袁世凱暗殺，蔣介石失去依靠，很快，他與張靜江、許崇智三人結拜金蘭，許崇智是大哥，張靜江排行第二，蔣介石為三弟。在張靜江的幫助下，蔣介石正式加入張靜江等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的“恒泰記”，開始做股票生意，積累資金。
1918年春，孫中山在廣州任大元帥，張靜江為使蔣介石將來有所發展，便向孫中山推薦蔣介石擔任上校作戰科主任，正式把蔣介石介紹給孫中山。
1922年夏天，當陳炯明炮轟總統府、孫中山處於危難之中時，張靜江讓蔣介石到廣州中山艦上侍奉孫中山40餘日，從而取得孫中山的信任。之後蔣介石撰寫《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一書，該書由孫中山題名、張靜江作序並資助出版，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蔣介石在國民黨內的聲望，非常有助於蔣介石政治上的崛起。張靜江扶持蔣介石步步緊隨孫中山，為以後蔣介石擔任黃埔軍校校長一職提供了可能。
1924年5月，國民黨黃埔軍校成立，張靜江再次向孫中山力薦蔣介石。隨著蔣介石被任命為黃埔軍校校長，他開始在國民黨內發展自己的力量，為其一生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25年6月，蔣介石掌握了兩廣軍政大權，立刻電促張靜江去廣州臂助。1925年7月1日，廣州國民政府成立，張靜江被列為16名委員之一。
1926年5月，在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張靜江當選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主席，成為中國國民黨第二任正式領導人。
1926年，張靜江以足疾為由，辭去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主席的職務，改由蔣介石繼任，但由於蔣作為軍事領袖將要指揮北伐，因而國民黨主席職位仍由張靜江代理。
原來，孫中山逝世後，張靜江以國民黨元老的身份提名蔣介石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領導北伐事宜。翌年5月，蔣介石為在北伐期間使國民黨的大權不至於旁落他人之手，便在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極力推舉張靜江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主席。兩個月後，張靜江為樹立蔣介石在國民黨中的威望，力辭此職，提名由蔣介石擔任，但在北伐期間仍由張靜江代理該職。兩人你來我往，通過張靜江的步步扶持，蔣介石便逐漸登上了國民黨的權力頂峰。
但兩人這一來一往中，其實暗藏玄機。由此可以看出，蔣介石在政治上的崛起很大程度得益於張靜江的大力支持，蔣介石對張靜江“革命導師”的稱謂看來並不為過。
蔣介石對張靜江的幫助十分感激，曾言自遇張靜江之後，自己猶如枯木逢春，張靜江對自己的栽培之情，猶如草木仰之泰山一般。蔣介石對於孫中山與張靜江在自己心目中的地位，曾在致戴季陶的信中將戴季陶與上述兩人做過比較：“吾謂孫先生待友，其善處在簡直痛快，使人畏威感德；靜江待友，其善處在不出微言，使聞者自愧。吾之待兄固亦奉為畏友良師，然而敬憚之心，終不能如對孫先生與靜江者。”從這封信中可以看出，在蔣介石的心目中，能夠與“國父”相提並論者，唯有張靜江一人。
蔣張決裂 客死異鄉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致力於國計民生的張靜江與大權獨攬、獨裁中國的蔣介石矛盾日深，雙方的矛盾主要是對建國之後在國家如何發展的問題上存在嚴重分歧。張靜江認為，在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國家的主要任務就是發展經濟，所以力勸蔣介石遵照孫中山的遺囑，把被革命破壞的生產重新建設起來，使國家變得富強，成為世界上發達的資本主義強國，擺脫鴉片戰爭以來弱國被欺辱的局麵。而蔣介石則想一心一意“剿共”，消滅異己，進而武力“統一全國”，確立自己在全國的統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