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撇開官方輿論不談，部分市場化媒體、微博中的意見領袖的言論，也多用指向性的憤怒代替啟蒙的建構。更為重要的是，其中很多看似自由主義的、批評性的言論，實則是權威主義和集體主義的另種形式的翻版。這種單純的、脫離現實的憤怒，在激起大眾憤怒情緒、積累民粹因素的同時，也令一部分受眾產生疑惑，並隨之產生了“公知汙名化”現象。這些現象的成因在於，權利抑製下的“思想市場”，幾乎是戴著鐐銬的舞蹈，步履蹣跚，姿勢並不優美。
這種情況之下，“敢於說”勝過了“說得好”，大嗓門壓過了溫婉而有深度的聲音，娛樂化替代了深邃的思想，娛樂明星成為旗幟。其次，抑製激起了逆反，本該千姿百態、觀點紛呈的政治討論，被情緒簡單化為了兩個極端：權威和與之對應的批評，政治討論被簡單化，輿論被迫站隊，很難進行深刻的爭論。輿論悲情的姿態默默揭示了另一個道理：如果是被管製和被壓抑的，必然也是質量不高的，這是一枚硬幣的兩麵。
自由經濟和自由思想
劣質民主的問題不在於是否能達成一致形成民主，而是在於不知道民主的邊界——即個體的自由——該如何界定。民主、自由的概念，源遠流長，但現代民主真正作為支持社會運行的具體製度，還是在工業革命後，其根本的動力正在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方式。從這個意義上而言，尋找政治權利邊界的過程中，經濟權利的邊界是最主要的，也是最基本的。而對自由市場的認識，作為民主的基礎，在中國的遭遇卻是一波三折。
由此也不難解釋今天大多數人的“政右經左”的局麵。在校車、免費午餐、食品安全等問題上，不管是輿論領袖，還是普通人都理所當然地呼喚政府。而這些思想根基往往滋生出集體主義和民粹。反過來，民粹主義的前景卻成為繼續權利抑製的理由。
民主隻是一種設計出來的外在製度，而紮根內在製度中的對自由的意識才是民主的基礎。思想精英相對較少討論自由的話題，似乎因為自由首先導致的是平等，一種不受控製的狀態，而繞過自由直接談民主則更多類似一種屠龍之術。但是，不強調個體權利的民主始終是無本之木，民主的本質在於有權利的人通過選舉製度，實現對個體自由最大化的一種製衡機製。正因為對自由缺乏認識，認識不到權利來自自由，卻認為權利來自民主，攔車的家長和打砸售樓處的業主的行為就不難解釋。沒有了自由的人的觀點，民主就變為強迫。
外在製度雖然脫胎於內在製度，但是外在製度也能影響內在製度的發展，即使超前於內在製度也能對內部製度起到拉動作用。這實際上已在中國發生過。
所以，“劣質民主陷阱”說的謬誤之處就在於，用一個非正常狀態的、受抑製的社會內部製度去匹配未來的、尚未實現的民主製度（外部製度），完全忽略解除抑製後內在製度的演化，以及外部製度對內部製度必然存在的拉動作用。
（摘自《南風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