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日本正在準備為東京市發行債券。日本人先拜訪了第一波士頓，印象非常深，因此接受這家銀行擔任聯合主幹行。日本期望在摩根士丹利受到同樣的禮遇，心想難道摩根財團不是日本的忠實朋友嗎？但是，日本人卻被冷冰冰地毫不客氣地回絕了。摩根擔保銀行的洛克倫說："大藏省的元老們真的是震驚了。"50洛克倫當時不得不為華爾街23號處理這一不愉快事件的後果。為什麼摩根士丹利狂傲地拒絕日本呢？這包含了生意盤算和排外情緒這兩方麵的因素。摩根士丹利仍堅持一種堅定不移的政策，即證券發行的經營要麼獨攬，要麼不幹。這種勢利狂妄的做法油水甚豐，這家公司可獨吞所有的管理費。日本人盲目地冒冒失失撞進來，並不知道由於他們草率地首先接受了第一波士頓銀行，使得摩根士丹利無法再介入，否則就要觸犯它自己的戒規。但摩根士丹利對世界銀行做過唯一的例外，這無疑對日本有誤導作用。
為什麼不再做一次例外呢？曾是摩根士丹利合夥人的亞曆山大·湯姆林遜解釋說："給世界銀行融資要比給一個戰敗國融資風光得多。日本人不了解這個問題對我們而言有多麼敏感：參與過戰爭的合夥人對與日本做生意不感興趣，而且年長些的合夥人對襲擊珍珠港事件很反感，他們認為自己與日本的私人關係受到了傷害。"51此外，在西方人的眼裏，日本似乎隻是發展中國家中的強者，而非羽翼豐滿的工業強國。60年代初，日本緊隨印度，是第二大負債國。
無論業務角度合理性如何，摩根士丹利的決定還是帶有微妙的種族歧視色彩，因為類似的反對從沒有阻止該公司與意大利或德國做生意。一位前合夥人譏諷地說："德國人有點改邪歸正了，似乎所有的納粹都被清洗了。"當時，摩根士丹利的一個合夥人就可以投票反對一項重大決定。有一個合夥人曾是戰鬥機飛行員，他做了一次煽動性的愛國演說，引用了裕仁、偷襲珍珠港事件、出售戰爭債券等等事實。時至今日，佩裏·霍爾對這一決定終無悔意："即使現在，我也不會與日本人做生意。"52盡管年輕的合夥人認為老家夥們都是一幫頑固不化的笨蛋，老家夥們也毫不動搖自己的立場。
這種不妥協的態度給J.P.摩根公司帶來了大麻煩，因為該公司當時力爭從日本大藏省拿到一大筆資金。由於擔心摩根士丹利羞辱日本從而產生不良後果，J.P.摩根公司國際部的負責人約翰·邁耶與他的密友、負責摩根士丹利海外業務的高級合夥人約翰·揚進行了冗長而怒氣衝衝的對話。1964年9月東京會議後，這一問題對摩根擔保銀行變得尤為緊迫。摩根擔保銀行董事老史蒂夫·比克特爾和他的朋友、前德國軍管司令盧修斯·克萊上將一起說服邁耶，力爭開設東京分行。比克特爾說，東京正成為世界信息之都，更重要的是，他自己的公司也計劃在東京開設辦事處——這一直是使得摩根人步其後塵的強大誘惑。摩根的戰略計劃是在世界上的主要市場建立分行，結束以歐洲為中心的一邊倒現象。作為該計劃的一部分，摩根決定開設日本分行。
當時的日本遠比今天封閉得多，而且沒有一個官僚願意沾染上準入摩根財團這樣的政治汙點。日本政府認為外國銀行已經夠多的了，批準更多的外國銀行進入是極其敏感的問題。1965年，曾在硫磺島和衝繩打過仗的湯姆·蓋茨首先向日本外相水田稻男申請分行許可證。即使跟日本人打交道，蓋茨仍然是不拘禮儀，單刀直入地要求成立一家分行。這次會晤遠遠沒有解決什麼問題，隻是開始了一場漫長而抑鬱的鬥爭。日本人讓摩根卑躬屈節達29個月之久，足以補償日本對該銀行的點頭哈腰和低三下四。日本大藏省定下兩條規矩：摩根不能與美國大使館商談此事（此點可以遵守），也不能和某個律師商談此事（此點不能接受）。有時會談好像是耐力比賽，日本人煞費苦心地用聳肩、歎氣等方式暗示種種無名的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