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界來說，在20世紀70年代末期，摩根士丹利表麵上仍然顯得溫文爾雅。《大西洋月刊》的一位記者在參觀埃克森大廈頂端的6層樓時，對那種表現出沉著自信以及富有藝術性的褐色與赭色的室內裝飾甚為歎服。"漫步於摩根士丹利的大廳，就如同倘佯在一幅圓頂辦公桌與布魯克斯兄弟公司服裝所構成的風景畫中。"這位記者感慨道。1雖然摩根士丹利在中東跌了一跤，但它卻非常聰明地從石油業的繁榮中獲得了很大好處——它為那些石油大公司安排了令人瞠目結舌的40%的籌資。作為為俄亥俄標準石油公司融資的投資銀行，摩根士丹利為環阿拉斯加輸油管道私募了創紀錄的17.5億美元資金。1977年，它監管了英國政府擁有的10億美元的英國石油公司股在華爾街這一頭的上市業務，這是曆史上最大的股份上市。直至70年代中期，這筆業務一直列在摩根士丹利所經營的股票和債券上市業務的第一位。
摩根士丹利表麵上似乎很寧靜，實際上並不安分。每年，它都要發展一項新的業務：有價證券管理（1975年），政府債券交易及為機構提供的自動化經紀業務（1976年），以及通過購買舊金山的舒曼·阿格紐公司為富裕投資者提供的零售經紀業務（1977年）。老摩根士丹利引以為豪甚至沾沾自喜的事情，是其在人員雇用方麵的巨大的可選擇性。到目前為止，10年之內，公司雇員已從200人增加到1700人，而其資本則從750萬美元猛增到1.18億美元。由於增長速度之快，它已不能保持單一性質的公司文化。
作為這個新世界的締造者，鮑勃·鮑德溫經常被一連串的新業務弄得暈頭轉向。他憑本能知道需要將各種證券進行交易並予以分銷，但他卻從來不曾完全掌握這些陌生的業務。他發現，要適應市場行情起伏不定而且充滿高風險的這樣一個異乎尋常的世界是不容易的。畢竟，風險與老摩根士丹利是毫不相幹的，它隻做那些非常保險的事情。當一筆2000萬美元的長期國庫券的走勢出乎意料時，鮑德溫驚惶失措地召集了一次由所有高級合夥人參加的會議。另一次，當來自華盛頓的一個壞消息使市場行情出現下跌時，鮑德溫則在大廳裏固執地喊道："市場行情應該看漲，市場錯了！"然而這個世界是無法控製的，即使是像鮑勃·鮑德溫這樣強硬而固執的人也毫無辦法。
鮑勃·鮑德溫或許拯救了公司，但卻摧毀了公司的靈魂。這個新的摩根士丹利是他的力量和敏銳的眼光的豐碑，是對不停變化的環境的一次聰明的適應。可是他卻糟糕地使一個長期以來由特殊的團隊精神所凝聚的公司充滿了政治氣氛。他的管理哲學就是挑起人們之間的相互爭鬥。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改進工作實績，但是卻造成了一種緊張而令人不快的氣氛。在該公司曆史上，第一次發生了高級合夥人投奔其他公司的情況。在某種程度上來說，爭權在一個富有的大公司中是不可避免的。可鮑德溫卻使這種緊張氣氛更加嚴重。有一個例子可以說明這一點，路易斯·門德斯和達蒙·梅紮卡帕是一對非常要好的朋友，是公司新的交易業務中的雙子星。鮑德溫給了門德斯2.5萬美元的獎勵，而回過頭去便將此事告訴了梅紮卡帕，並說門德斯的工作做得更出色一些。這樣做不是愚蠢就是不懂體諒別人的感情。由於鮑德溫變得越來越跟人過不去，難以相處，前世界銀行行長的兒子比爾·布萊克便充當起大調停者的角色，在鮑德溫和那些覺得很難直接與他接觸和相處的人之間進行斡旋。布萊克通過緩和鮑德溫暴躁的脾氣，保持了公司的凝聚力，避免了銀行業務人員與交易人員之間的徹底決裂，使公司沒有遭遇後來雷曼兄弟公司所麵臨的困境。
對摩根士丹利輝煌業績的主要威脅是公司那條著名的但己日顯脆弱的政策，即要使公司的名字作為獨家幹事行出現在證券公司募資碑銘，也就是報紙上用黑色線條框起來的證券承銷者名單公告欄的頂端。對於華爾街的公司來說，在募資碑銘上的位置是一件生死攸關的事情。那些在募資碑銘上處於較高層次或欄目的公司，可以獲得較大的份額分配。而那些小公司則要拚命掙紮著往上爬。在募資碑銘的各個等級中，所有公司都按字母順序排列。在1976年的字母大戰中，哈爾西——斯圖爾特公司采用了其母公司的名字貝奇，才得以使自己的名字在募資碑銘上上升了幾位。這決不是一件鬧著玩的事情。1964年5月13日，沃爾斯頓公司在通訊衛星公司證券發行業務中一下子從募資碑銘頂端跌了下來，第二天，其執行董事弗農·沃爾斯頓便開槍自殺了，從而給這種募資碑銘下了一個新的可怕的貼切定義——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