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辟中國近代人才思想先河的，當屬清末著名思想家、文學家龔自珍。龔自珍生活的清代，已經江河日下。他認為，國困者非財也，而是人才乎。他指出，清朝的人才狀況已到了“左無才相，右無才史，閫無才將，庠序無才士，隴無才民，厘無才工，衢無才商，蒼無才偷，市無才駔，藪澤無才盜”的地步。他認為，清朝用人製度扼殺人才，根本不講什麼德、才、功績，而是“累日以為勞，計歲以為階”，“賢知者終不得越，而愚不肖變得以馴而到”。他大聲疾呼，“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龔自珍的用人思想被毛澤東推崇提倡。與龔自珍用人思想相呼應的是改良主義先驅者魏源。他認為，“今夫財用不足國非貧，人才不競之謂貧”，“故先王不患財用而惟亟人才”。他主張變革人事製度，率先提出人才要師夷的觀點，即學習外國對人才培養、選拔、使用的辦法。他指出，拯救國家危亡，在人才問題上必須“革虛而之實”，“以實事程實功，以實功程實事”，培養能“實功”和“實事”的人才。實踐人才師夷的是李鴻章、張之洞和曾國藩。他們都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辦洋學堂，派留學生“出洋學藝”，認為“學堂是造就人才之道”。張之洞更強調，“人皆知外洋各國之強由於兵，而不知外洋之強由於學。夫立國由於人才，人才出於立學，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
孫中山先生是民主革命的領袖，同時也是民主人才思想的倡導者和實踐者。他主張：（1）人盡其才，專才專用。他認為，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於船堅炮利，壘固兵強，而在於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賢能暢其流；此四事者，“富強之大要，治國之本也”。用我們今天的話說，就是開發人才資源和物質資源是國家富強的根本戰略。（2）民權平等，人人當以服務為目的。他在《三民主義》中說，“雖天生人之聰明才力有不平等，而人之服務道德心發達，必可使之為平等了”。他還提出，應給每個人有均等的機會，使之得以自由地發展天賦才能。（3）教之有道，人才濟濟。孫中山認為，人才之盛衰，關鍵是教育，“教之有道，則人才濟濟”。他提出，“必須多設學校，使天下無不學之人，無不學之地。”（4）培養公仆，考試挑選人才。他指出，“國民是主人，就是有權的人；政府是專門家，就是有能的人”。有能的官吏要為有權的人民當公仆。他還主張“通過考試製度來挑選國家人才”，認為“這是最嚴密、最公平地選拔人才”。傳統人才思想作為中華民族文化的瑰寶，盡管受到曆史的局限，但其中許多思想觀點仍具有超越時代的真理性，有著重要的借鑒作用。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人才理論，與我國傳統的人才思想有著深刻的淵源關係。
（三）
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人才理論的形成、發展，有力地推動了我國人才理論研究和人才管理工作的科學化、製度化。這裏特別需要提出的是人才學的創立和發展。改革開放以後的20世紀80年代，隨著科學春天的到來和幹部人事製度改革的深入，為了探索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的規律，一批年輕學者運用馬克思主義人才理論，研究人才成長的規律和管理科學，進行大量的學術研討，形成了人才學學科框架體係，出現了以《人才學通論》、《人才學概論》為代表的一批人才學專著，人才學開始走進大學的課堂。
進入20世紀90年代，人才學研究的一個突出特點是轉向應用創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國外興起的人力資本理論，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人才學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兩者可以相互融合、相互借鑒。90年代初期，人才資源理論的研究與宣傳在我國取得重大的突破性進展，開始提出了整體性人才資源開發的理念，強調要做好人才的預測與規劃、培養與使用、管理與配置的工作，從而掀起了人才資源開發的熱潮。為了適應人才資源開發對管理理論和運用技術的需要，一些專家學者借鑒人力資源管理的技術性和實用性特點，結合我國人才資源管理的實際情況，逐步形成了人才資源管理理論架構和技術體係，包括人才資源的預測、規劃、培養、使用、配置、人才測評、人才谘詢、人才薪酬設計、人才招聘、人才市場等一係列應用技術管理體係，使人才學研究和學科建設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在新世紀新階段，新科技革命加速推進，知識經濟時代正在到來，許多新的人才現象和管理問題需要研究總結，人才成長規律和人才資源開發的新實踐也需要作出理論概括，特別是隨著全國人才工作會議精神的貫徹落實和人才強國戰略的全麵實施，人才工作的新思路、新布局需要深入研究，人才成長的環境和規律需要進一步探索，人才管理的科學化製度化需要進一步完善，黨管人才的工作新格局需要在實踐中充實完善，人才理論的一係列新觀點需要進行闡述發展。我們要堅持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發揚與時俱進的精神，不斷開拓人才理論研究的新領域新境界，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人才理論作出應有的貢獻。
徐頌陶
200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