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零後》
獻給70年代出生的人
（一）
（字幕）1991年秋……
李托家新買的“任天堂”紅白機讓我們家屬院幾個孩子大開眼界，我們才知道這世界上還居然有這麼好玩兒的東西，可以用“遙控器”（遊戲機手柄）來操縱電視上的遊戲主角，“頂蘑菇”、“冒險島”、“魂鬥羅”……一個個好玩的遊戲讓我們如癡如醉、廢寢忘食。
我們家屬院幾個小夥伴隻要一有閑工夫就會到李托家玩兒遊戲，不管是中午還是晚上，差不多一放學就都跑到他家去了。時間一長把李托的父母弄得很煩，隻要我們剛坐下一玩兒，他媽媽就會在隔壁的房間喊：“托托，光知道玩，作業寫了嗎？我早晚要給你砸了遊戲機”。於是我們幾個小夥伴就知趣的溜走了。
但遊戲機的誘惑實在是太大了，不管李托媽媽鬧什麼樣的臉色，我們還是照去不誤，後來人家幹脆早早的就插大門了，叫半天也不見吭聲。
有一次拍門喊李托，已經都聽到他在院子裏應聲了，可是他媽媽嗓門更大：“沒他，到他阿姨家去了，今天晚上不回來”。
任天堂紅白機要300多元一台，盡管和上幾年相比爸爸月工資漲到了一百多元，然而300多元的遊戲機是一般家庭難以接受的，遊戲機隻有一個功能，就是“玩”兒，也不能吃也不能喝，而打一個“電視櫃”也不過才200多元。
李托的爸爸是廠子裏的業務科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去得多，見客戶的孩子正在玩兒電子遊戲機，當時也被吸引住了，為了鼓勵李托好好學習，許諾李托期中考試考了前三名就給買電子遊戲機，於是李托在買遊戲機之前學“瘋”了，一回家就寫作業，還做課外練習題，也不出來玩兒了，等買了遊戲以後便“真相畢露”了，作業也不寫了，腦子裏總想著某個遊戲怎麼“過關”，有什麼“秘籍”，作業草草了事，成績自然也開始漸漸下滑了。
為啥總跑李托家玩遊戲呢，因為不花錢。其實汽車站那條路上開了兩家“遊戲廳”，裏麵就是“紅白機”，不過一小時要收兩塊錢，還有兩家“大型遊戲機廳”，裏麵是“投幣子”的，“蓋帽子”、“名將”、“三國誌”、“快打旋風”、“雪人兄弟”……一個遊戲機台隻有一個遊戲，有單獨的顯示屏幕，畫麵比“紅白機”好上多少倍，不僅立體感強，遊戲操縱的方式也不一樣，是“搖杆兒”和幾個很大的“按鈕兒”，不過“幣子”太貴了，剛開始一塊錢兩個，而且這類的大型遊戲一個幣子玩兒不了幾分鍾，聽別人說老板為了賺錢把遊戲難度調的很難，所以“大型遊戲機廳”不如“紅白機”實惠，小學生、初中生、高中生甚至還有“歲數大的”往“紅白機遊戲廳”去的多，“大型遊戲機廳”很不景氣，於是“大型遊戲機廳”的老板不僅下調了遊戲難度，“幣子”還賣一塊錢四個，還是不如“紅白機”紅火。
家長們是反對孩子們玩“電子遊戲”的，認為“電子遊戲”雖然打著“開發智力”的旗號，其實就是往孩子身上賺錢，大多數家長把電子遊戲視為“過街老鼠”，有一個問題更令家長們糾結：孩子們經常變著法兒的向家裏要錢，說是學校讓買什麼書、學校讓交考卷費什麼的，要錢的理由五花八門，由於經常把孩子從“遊戲廳”裏“揪”回來，家長們對孩子們要錢也產生了不信任，但又不能不給，因為是“學校”讓交的，於是自己孩子要錢的時候，家長會去別人家問問，看看自己孩子是不是在說謊。
拿李托說吧，自己家裏有遊戲機，還經常去“大型遊戲機廳”花錢買幣子，他自己說大型遊戲機比紅白機過癮，散了學總要和邵兵挎著書包先去玩兒一會兒再回家，由於總向家裏要錢，家裏也知道他總去遊戲廳，所以他一要錢家長就懷疑，於是他媽媽去邵兵家問邵兵的媽媽：“托托說學校下午讓交卷子費兩塊錢，有這麼回事嗎？”。
邵兵的媽媽說：“是啊，邵兵說兩塊五的，他們是一個班的，怎麼邵兵說老師讓交兩塊五啊”。
邵兵聽見了之後趕緊插嘴：“是兩塊五，老師散學時說的，李托聽錯了”。
李托的媽媽聽了後一邊搖頭一邊往外走：“托托這孩子，連這個都會聽錯，等拿去了發現錢不夠就急眼了”。
其實我也經常變著法兒的“騙”家裏的錢，家裏給的零花錢太少了，想玩兒遊戲就得“開動腦筋”，什麼時候才能有一台屬於自己的“紅白機”啊。
1990年，廠子北側新建了一個新家屬院，由於隻建了30戶房子，所以廠子規定隻有廠領導、十五年工齡以上的正式職工才有買房的資格，所幸爸媽符合條件，1990年秋天，我們從老家屬院搬到了新家屬院，搬來的還有劉福壽家、崔彥召家、劉寶庫家、宋佳楠家，田孟和劉安家沒有搬來還在老家屬院，搬到新家屬院以後，我認識了李托、邵兵、秋實、旭東、肖揚幾個新夥伴，盡管崔彥召上初三，我和劉寶庫、宋佳楠在上初二，李托他們都在上初一，但由於年齡相仿，搬過來沒多久我們就很自然的在一塊兒玩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