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認知使活動成為不可能，或者至少是使活動猶豫不決，這是它的主要危險。存在認知沒有判斷、比較、宣判或評價。它也沒有決定，因為決定是行動的準備，而存在認知是消極凝視、鑒賞、不幹預事物，是“任其自然”。如果一個人僅是凝視腫瘤或細菌，或者肅然敬畏，讚美、驚異、陶醉於豐富理解的快樂，那麼，他就什麼也不會去做。所有一切全都被暫時擱置在一邊了，無論是憤怒、畏懼、改善境遇、破壞或屠殺的欲望、譴責，或是以人為中心的結論“這對我是有害的”或者“這是我的敵人，會傷害我”，錯誤和正確、善和惡、過去和將來，全都與存在認知沒有關係，同時也是對它不起作用的。在存在主義的意義上說，這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人性，或者至少這不是存在於世界之中；存在認知是超然的、有同情心的、非主動的、非幹預的、非行動的。它與以人為中心的意義上的朋友和敵人是沒有關係的。隻有當認知轉移到缺失性認知時，即轉到決定、判決、懲罰、譴責、規劃未來的時候，活動才成為可能。
既然是這種情況，那自然會產生危險：存在認知與當時的活動是不相容的。但是，由於在大多數時候我們是生活在世界中，所以活動是不恤必需的（防禦的或進攻的）活動，或利己主義的活動，從觀看者的角度而不是從被觀看者的角度說。老虎，從它自己“存在”的觀點看，有活的權利（蒼蠅、蚊子、細菌也一樣）；而人也有同樣的生活權利。這樣，衝突就不可避免了。自我實現可能迫使人殺死老虎，盡管對老虎的存在認知是反對殺死老虎的。
雖然從存在主義的觀點看，自我實現概念的固有的和必需的東西，也是一定的利己和自我保護，是對必要的暴力甚至殘忍的某種允許。因此，自我實現不僅需要存在認知，而且也需要缺失認知作為自身不可或缺的方麵。這就意味著，衝突和實踐的果斷、抉擇，必然包含在自我實現的概念中。這就意味著搏鬥、鬥爭、努力、不確定、內疚、悔恨也必定是自我實現的副現象。這就是說，自我實現必須包括兩個方麵：沉思（注視）和活動。
在有某種分工的社會裏，這是有可能的。如果另一個人可以幹這種活動，那麼沉思者完全可以免除活動。我們並不需要為我們自己吃牛排而去宰牛。哥爾德斯坦已經以廣泛概括的形式指出了這一點，正像他的腦損傷的病人那樣，由於別人保護他們，並為他們做他們所不能做的事情，從而使他們能夠無分離、無災難、無焦慮地生活。一般來說，自我實現者在各個領域得到別人的容許和幫助，至少在特定範圍內是如此，因此自我實現變得有可能了。
心理學家托曼在談話中曾強調說，在專門化的社會裏，全麵豐滿的自我實現的可能性會變得越來越小。愛因斯坦，一個在他的晚年高度專門化的人，由於他的妻子普林斯頓、朋友們的幫助和容許，才有可能自我實現。愛因斯坦之所以能放棄多麵性並且自我實現，是因為其他人為他做了事。在荒島上，單獨地，他可能有哥爾德斯坦意義上的自我實現，即在環境容許的條件下盡他的所能。但是，無論如何，他已經具有的這種專門化的自我實現，在那裏是不可能的。而且，自我實現大概是全然不可能的，也就是說，他可能死去了，或者由於他明顯的無能為力而變得焦慮和自卑，或者可能悄悄地回到缺失性需要水平的生活。
存在認知和沉思理解的另一危險，是它可能使我們成為不太負責的，特別是在幫助別人方麵。極端的事例是對幼兒的態度，“任其自然”意味著阻礙他的發展，甚至意味著扼殺他。我們對於非幼兒、成人、動物、土地、樹木、花草等也都負有責任。對美麗的腫瘤感到極端驚異而不理會病人的醫生，可能傷害了他的病人。如果我們鑒賞洪水，我們就不會建築堤壩。這不僅對於遭受不活動後果的其他人，而且對於沉思者自己，都是確確實實的。由於他的旁觀和不活動在別人身上造成的惡劣後果，肯定會感到是有罪的。他必然感到問心有愧，因為在某個方麵他“愛”他們；他與他們的兄弟情誼使他們融成一體，這就意味著關心別人的自我實現，而他們的死亡或遭難則中止了他們的自我實現。
這種二難推理的最好例子，在教師對學生，父母對子女，治療者對病人的態度上完全可以找到了。在這裏，很容易看到，這種關係變成了自身同類的關係。但是，我們也必須處理一些急需解決的問題，如教師（父母、治療者）在促進成長上的責任，也就是樹立界限、紀律、懲罰、不使滿足、蓄意成為阻撓者、做出能喚醒而又能承受的敵意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