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對外傳播學的開創
紀念創刊200期特輯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新聞傳播理論研究蓬勃發展，碩果累累。作為其中一個分支——對外傳播學的研究，也有了良好的開端，為繼續發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礎。特別是段連城和沈蘇儒兩位老前輩幾本專著的問世，既標誌著我國的對外傳播學已經走過了奠基和開創階段，也說明中國外文局在對外傳播理論研究方麵處於前列。
自建國之初，外文局便是一片對外宣傳實踐的沃土，一代又一代的園丁在這裏辛勤培植著對外宣傳的理論之樹。這些園丁有幸得到了毛澤東、周恩來、宋慶齡和陳毅等曆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指引，又有過老局長羅俊同誌這樣的帶頭人。是他在新中國成立之初把一批享有盛譽的編輯、翻譯團結在這支隊伍當中，為起步不久的對外宣傳事業無私奉獻。早在1961年，擔任對外文委副主任兼外文出版社（外文局的前身）社長的他，就係統地提出了對外宣傳的一些理論問題，如“政治性與藝術性”、“對外宣傳的規律”（包括對象與效果、對內與對外、內容與形式等）。正是在他的引導和組織下，開展了一場澄清業務思想的大討論。大討論的結果便是直到今天還閃耀著理論光輝的那份文件——《關於對外宣傳的藝術性問題》。這是那一代外文局人對外宣傳實踐的理論總結。所論包括對外宣傳的目的和任務、對外宣傳的基本內容、讀者對象問題、“內外有別”的原則、對外宣傳的一些方法和技巧等。許多提法都具有理論創新的意義，也體現了多位黨和國家領導人此前對外文局工作的指示精神。隻可惜，在十年浩劫中，我國的對外宣傳走了一段彎路，外文局自然也不能例外，許多正確的理論和思想受到批判。“文革”過後，經當時主持我國宣傳工作的胡耀邦同誌親自點名，羅俊同誌又回到了外文局的領導崗位。他首先帶領全局同誌開展書刊對外宣傳的撥亂反正，重新肯定過去正確的實踐和理論成果，並倡導新的研究風氣。正是在他的組織之下，外文局一批既有實踐經驗、又有理論功底的老同誌開始對外傳播理論（那時還稱對外宣傳）的研究和探討。
奠下第一塊基石
當談到我國對外傳播理論研究的時候必先提到曾任中國外文出版發行事業局局長的著名編輯家、翻譯家段連城，甚至凡談對外傳播學必先談他的那本書。可以說，正是他的著作所發射出的理論光輝惠及我國整個對外傳播事業，而且隨著歲月的流逝，益見其正確性，對現實工作的指導意義和深遠影響。
讀他的《對外傳播學初探》，可以發現書中處處閃耀著理論創新的光輝。本書第一版為漢英合編本，成書於上個世紀80年代中後期，1988年由中國建設出版社出版。那時候，整體說來，我國的對外宣傳工作已經擺脫了“左”的桎梏，取得了許多新的進展和成績。以對外宣傳業界一位“老兵”自詡的段連城由衷地歡呼，說這是“我國對外宣傳的新階段”。但是，建國後對外宣傳的許多經驗教訓還沒有得到很好的總結，更沒有使之提升到理論高度。正是他，憑著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勇氣，從總結這些經驗教訓出發，加上自己多年的豐富實踐、理論思考和深入研究，推出了《對外傳播學初探》一書，“為我國的對外傳播理論建設奠下了第一塊基石”（沈蘇儒語）。
是他，在書中第一次使用了“對外傳播”這一概念，以別於“宣傳”一詞之貶意（指虛誇、粉飾等）的用法。在整本書中，他多處使用“幫助外國人了解中國” 的提法，甚至把“How to Help Foreigners Know China”作為《對外傳播學初探》漢英合編本的英文書名，足見在他看來這一提法是多麼重要。
又是他，在書中首先提出了對外傳播學的準確含義。他在書中所述的對外傳播的任務、對外傳播的主體、對外傳播的原則（實事求是、有的放矢、明白易懂或者說思想性、藝術性、針對性）、對外傳播的技巧（內外有別，清晰易懂，生動活潑）、書刊在對外傳播中的地位和作用、對外傳播中的翻譯工作、地方外宣的意義作用和方法、對外傳播對象的研究（了解對象國的社會環境和人的態度、曆史、經濟、政治、社會），等等，構成了由他所倡導的對外傳播學的主要內容、理論框架和學術體係。
在段連城逝世七年後的2004年，由他的老朋友、老同事沈蘇儒幫助補充增訂的新版《對外傳播學初探》，由五洲傳播出版社出版。在它的封底有這樣幾段簡短的文字：
“我們不可低估外國讀者和聽眾的智力，但也切勿高估一般外國人對我國的了解水平。”“外國人的文化背景決定了他們的行為準則、價值觀念和好惡標準，這一切又影響著他們對中國傳播的接受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