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外傳播學20年發展曆程回顧
紀念創刊200期特輯
作者：姚遙
近20年來，因應於國際格局與中國社會的深刻變遷，我國對外傳播學經曆了一段不平凡的發展曆程，其所貫穿的主線恰與國家發展的命運相契合：一方麵從國際社會借鑒經驗以改革自我，一方麵在中國的現實國情中立足紮根，尋找中國人自己的文化自覺與道路自信。
一、發展的曆史機遇
近20多年，世界與中國都經曆了複雜而深刻的曆史變革。對於中國而言，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20多年，充滿了艱辛與感慨。蘇聯解體後，美國將中國視為下一個“假想敵”，屢屢在人權、西藏、台灣等議題上向中國發起輿論挑戰。麵對波譎雲詭的變局，中國一方麵韜光養晦、負重致遠，一方麵積極因應西方國家的輿論挑戰。
1990年，中國恢複了中央外宣小組，1991年又成立了隸屬於政府係統的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積極向國際社會傳播中國“和平、發展、合作”的國家形象。中國的國際地位獲得前所未有的提高，其中包含著對外傳播工作的努力推動。
進入21世紀，國際格局發生了新的變革。一方麵，美國的霸權地位受到挑戰，其國家實力先後在“9·11”事件和國際金融危機中遭受重創；另一方麵，中國、印度、巴西等新興市場國家逐步崛起，在國際事務中擁有日益重要的影響力和話語權。麵對中國的發展與強大，並非每個國家都能夠欣然接受並予以真誠祝福。在一個依然稱不上公平與公正的國際秩序中，“對外傳播”之於中國的意義，恰在於為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動員支持、爭取認同、營造有利的國際輿論。
與此同時，隨著中國社會的日益開放，中國民眾對於參與公共事務的意願也空前高漲。2009年底，外交部設立了“公共外交辦公室”，標誌著公共外交成為中國對外傳播的一種嶄新形式。誠如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原會長陳昊蘇所言：
國家領導人、各級官員，以及大型活動組織者、工作人員、誌願者，乃至數以千萬計的普通民眾，都是活躍在這個舞台上的公共外交積極參與者。
20多年來，曆史賦予中國“對外傳播”以特殊的使命，也同樣為中國“對外傳播學”的發展提供了契機，吸引了更多的學術人才共同為中國對外傳播學的發展群策群力。
二、20年曆史軌跡
近20多年，是中國對外傳播學從起步到發展的奠基階段；然而，若回溯其緣起，中國的對外傳播學又豈止20多年。中國的對外傳播學直接孕育於中國的對外傳播事業，也就無可避免地在時間上滯後於中國的對外傳播事業。
上世紀90年代前後，一批以“對外傳播”和“對外宣傳”為主題的理論著作紛紛問世，其作者則大多是具有幾十年實踐經驗的對外宣傳工作者。1988年，曆史即將邁入90年代，中國第一部對外傳播學著作《對外傳播學初探》問世，其作者正是新中國對外宣傳的優秀實踐者、中國外文局原局長段連城。1999年，曆史即將告別90年代，與前著遙相呼應，段連城的老同事與老鄰居、我國對外宣傳事業的另一位老前輩——沈蘇儒，出版了另一部奠基之作《對外傳播學概要》。兩位大家的學術結晶，滋養於他們幾十年所經曆的時事變遷和人生曆練。盡管遲至90年代前後才誕生，但是追根溯源，兩本著作的源頭卻遠在半個世紀之前。彼時，中國尚在抗日戰爭的烽火中苦撐待變，與此同時，在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過程中，也開始逐步走向世界。
1945年7月，年僅19歲的段連城負笈美國，在久負盛名的密蘇裏大學新聞學院攻讀學位。幾乎與此同時，剛剛大學畢業的沈蘇儒也躊躇滿誌，在堂兄沈鈞儒的介紹下，開始在重慶的美國大使館新聞處工作，並因此結識了一位對他影響深遠的中國籍同事——劉尊棋。
抗戰時期的美國新聞處，是美國在中國進行對外宣傳的專門機構，其負責人是一位來自哈佛大學的年輕教授——後來聞名世界的美國漢學翹楚——費正清。為了能夠發出地道的中文稿件，費正清物色了一批中國籍記者，其中即包括了主持中文部工作的劉尊棋。
直到1949年10月1日，劉尊棋被任命為新中國國際新聞局的常務副局長，已回到哈佛教書的費正清才恍然大悟——原來，劉尊棋是當年潛伏在美國新聞處的中共地下黨員，利用美國的財力物力，他在國統區的報紙上刊發了許多有利於抗日動員和民主運動的進步稿件。
借鑒當年在美國新聞處的工作經驗，劉尊棋將國際新聞局打造為一個對外傳播新中國的專業機構；與此同時，年富力強又精通外語的段連城和沈蘇儒也深受其鼓舞，分別成為《人民中國》和《今日中國》兩本對外刊物的骨幹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