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是要“內外有別”
理論平台
作為對外報道最重要的經典原則，“內外有別”似乎正受到學界越來越多的質疑。有學者撰文認為，在全球化背景下，尤其是新媒體時代的來臨和我國內外環境發生的變化給這一原則帶來了新的挑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使“內外有別”的原則失去了存在的內在根據；政府的宣傳管理方式不僅沒有適應轉型社會劇烈變化的要求， 甚至以“內外有別”的原則做諸多突發事件或者醜聞的擋箭牌；網絡社會的崛起使堅持“內外有別”原則在諸多方麵顯得不合時宜。①
從對外傳播實踐者來看，當前國內對外傳播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尚處並不十分成熟階段，過分強調該原則過時，容易造成對外傳播效果的反向發展。本文試圖從跨文化角度來考察“內外有別”這一原則，並提出長期堅持該原則的必要性。
一、何為“內外有別”
按照沈蘇儒《對外傳播的理論和實踐》一書記載，內外有別源於1944年新華通訊社在延安窯洞時期對美國舊金山發送英文稿之時，隨著上世紀50年代幾本對外宣傳刊物的出版得到周總理的確認，又經1961年中國外文局內部的大討論，確定了構成“內外有別”這一原則五個要素：宣傳對象、宣傳目的、宣傳內容、宣傳方式、語言文字。②
沈蘇儒在其著作中對這五個要素做了具體的說明：
1.對象：不是中國人，而是廣大中間地帶的中間狀態的各國人民。
2.目的：主要是影響和啟發外國讀者，而不是去指導人家革命。
3.內容：外國讀者要求了解的問題、感興趣的問題、對中國了解的程度、看問題的角度完全不同，因此需要提供不同的選題、選材、提法、角度等。
4.方式：在表達方式、策略、技巧等方麵不同。
5.語言文字：非中文，是外文。
二、文化差異
文化差異因人而生，不同民族和文化背景的人形成客觀上的文化差異。
1.傳播對象。對外傳播的客觀對象不是中國人，而是外國人，這是對對外傳播的最基本認識。如果說60年前對此還有爭議，如今早已形成共識。明確了這一點，便明確了由此衍生的其他差別。因為是外國人，我們傳播的語言不同；因為是外國人，受眾的文化背景和價值觀不同，我們的題材和表述方式也會不同。誠如沈蘇儒先生在《對外報道教程》一書中引用英中了解協會主席菲利克斯·格林所言，“從事對外宣傳的每一個作者、翻譯和編輯，都應該在他的寫字台上放一個標語牌，上麵寫著：外國人不是中國人。” ③
2.語言文字。由於對外傳播對象是外國人，使用的語言即為外語。語言是文化的表征，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同語言體現的不僅是編碼的差異，更多的是文化差異。對外傳播實踐必然涉及到翻譯問題。對此，中國翻譯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黃友義說，實際上翻譯的問題就是從一個語言係統進入另外一個語言係統的過程，但又不僅僅是在兩種語言之間簡單的轉換，而是一種文化轉化的再創作。如果不懂得另外一個使用這個語言的國家的文化習俗、語言習慣，是肯定翻譯不好的。因此，一個優秀的翻譯人才需要具備跨文化傳播的能力，對本國文化和對方文化都要有深入的了解，“到最後你翻譯的不是語言，而是文化”。④
3.宗教習俗。從1989年英國作家薩爾曼·拉什迪因其小說《撒旦的詩篇》遭伊朗宗教領袖霍梅尼宣判其死刑和全球範圍內的追殺，到2012年9月中旬一部由美國猶太裔導演製作的名為《穆斯林的無知》的電影點燃了穆斯林世界的怒火，引發風起雲湧的反美浪潮，導致美國駐利比亞大使的身亡，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對外傳播中一個非常敏感的主題：宗教信仰。宗教信仰顯然是文化特質的重要部分，對外傳播中忽視這種差異，結果或會是災難性的。
4.思維方式。長期從事跨文化問題研究的關世傑教授在其著述中對中國人和英美人思維方式的特點進行了分析，主要有：國人好形象思維，西方人好抽象或邏輯思維；國人好綜合思維，西方人好分析思維；國人重“統一”，西方人重“對立”。
關世傑通過對思維方式差異的分析得出結論，中國新聞報道的寫作喜歡從大到小、從整體到部分、從宏觀到微觀、常從“廣角鏡頭”到“特寫鏡頭”描述新聞。這與美國新聞報道從小到大、從部分到整體、從微觀到宏觀、常從“特寫鏡頭”到“廣角鏡頭”來描述新聞形成對照。這集中表現在導語和整體行文方麵。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