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蘭克林從容不迫地適應了新的環境。如果說在這種適應能力的後麵還隱藏著緊張不安的心情，那麼，在他和父母閑話家常的信中卻沒有反映出來。他在第一封家信中寫道：“我的心情和身體都很好。”他的一舉一動完全符合格羅頓學校的傳統習慣：他參加校內足球比賽，所在的球隊由十一人組成，在校內是第四流的。他忍受著多次擦傷、碰傷和軟組織撕裂，可是情緒仍然很高；給學校足球代表隊當啦啦隊，喊啞了嗓子，參加唱詩班，搞一些小惡作劇，批評夥食不佳，還向家裏要好吃的東西。皮博迪向他的父母報告說，“在我的印象中，他是個聰明和誠實的學生，也是個好孩子。”
他能夠順利地完成從家庭到學校的過渡，是什麼原因呢？部分在於富蘭克林發現自己是與那些與他有著相同的社會經濟階層的孩子們生活在一起，這個階層是他在海德公園就熟知的。他隻是換了個地方，而社會圈子卻沒有變化。在他班裏的其他孩子中，九個來自紐約市，七個來自波士頓，兩個來自費城。布萊格登、查德威克、格裏諾、皮博迪、拉姆斯福德、塞耶——他班裏的這些姓氏，包括他自己的，都屬於聚居在東海岸或靠近東海岸的幾個中心城市的有社會地位的家庭。據一位權威人士說，早些年對格羅頓學校的班級作過隨意的抽樣調查，它表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學生都出身於列入社會名人錄的家庭。
另一個原因在於校長。毋庸置疑，皮博迪在某種意義上成了富蘭克林父親的替身。當時，他的父親已年逾七旬，而且多病。這位傑出的校長似乎用自己的人格在每一個格羅頓學生身上打下了烙印，在年輕的羅斯福身上打下的烙印並不是最少的。
皮博迪身材高大，精力充沛，樸實單純。他有一頭金發和運動員的骨架。富蘭克林來到格羅頓的時候，皮博迪三十九歲。他講課單調呆板，布道索然無味；他對於智力活動，不論是宗教性的或者非宗教性的，都不感興趣。他是一個獨斷獨行的人，有一副令人生畏的“神態”，可以把最傲慢自負的孩子製服。艾夫裏爾-哈裏曼有一次曾對他的父親說：“如果他不是這樣一位虔誠的基督徒，他準是一個大惡霸。”有一次，一個桀驁不馴的學生當著全體同學的麵說校長辦事不公，他給那個學生記了六個品行不良的罰點並且告訴他，“服從高於一切。”皮博迪相信宗教、品格、體育和學業，而它們的重要性似乎依次排列。按照他的傳記作者的說法，“正像同學們一樣，他對足球運動員要比對非足球運動員本能地產生更大的信任。”他和他的先輩們一樣也反對享樂，禁止學生在星期日溜冰。在格羅頓學校的畢業生離開他的宗教約束以後很久，他還責備他們在倫理道德方麵的失檢之處。
但是，皮博迪的極大美德超過他的缺點。他的獻身精神和充滿熱情的性格使全校師生受到了感化。他十分明確他的教育目的所在。那就是他訓話中所說的培養出“果斷的基督教性格，不但重視智力發展，而且重視道德和體力方麵的發展”。他本人就是這些目標的化身。他身著藍色西服，上漿的領口打著白領結，步履矯健地巡視各個教室，或勁頭十足地參加學生的各種比賽。他支配著校園的一切，在他身上體現了他所篤信的光輝的基督教教義。學生對他既愛戴又畏懼，所以不敢放肆。一位校友在其他方麵對校長頗有微詞，但卻說學生從皮博迪身上學到了決心和無畏。
羅斯福需要這樣的榜樣。盡管他從容地從海德公園的生活過渡到格羅頓的學生生活，但有時仍有不安全感，對自己在格羅頓的生活缺乏信心。他時常擔心考試會不及格。他寫了一篇故事投給校刊，在家信中寫道：“我的稿件幾乎沒有被接受的希望。”
實際上，富蘭克林偶爾產生的這種力不從心的感覺不是沒有原因的。他在許多方麵都感到自己不能勝任。盡管幼年在家中接受過家庭教師的極好的教導，而且口齒伶俐，但在格羅頓學校的最初幾年，各科成績平均為c（d為不及格），以後幾年他也隻把成績勉強地提高到b。他積極參加足球、壘球、曲棍球、高爾夫球、網球等各種球類活動——皮博迪要求全體學生參加集體體育活動，而對個人體育活動，隻是勉強地予以容忍——但他除了“踢高球”以外，在其他方麵都毫不出色。他踢高球在學校創造了記錄，其所以引人注意隻是因為他成功地躍身踢中離地七英尺多的高球，結果身體落地時摔痛了左半身和左臂。這也說明富蘭克林為了在某個方麵出人頭地，是會全力以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