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1日，巴克利成為參議院多數派領導人，但隻是以38：37票險勝。而且羅斯福對哈裏森的職位安排，也引發了一些怨恨。然而，巴克利並沒有忘記，至少沒有很快地忘記羅斯福對他的關照。司法委員會最後提出了折中的解決方案，即1937年7月29日的司法程序改革法案。
這一法案規定，最高法院在審理涉及憲法解釋的案件時，要提前告知聯邦政府，而且聯邦政府有權旁聽這些案件的審理。
鬥爭暫時結束了，但一切並沒有風平浪靜。
羅斯福真誠地希望能夠改善大多數美國工人的工作條件，但是不喜歡工會領袖或是其他任何人在幕後操縱。他認為占據工廠然後激化到使用暴力的行為是反動的，也是令人無法接受的，盡管他認為一些工人的過激行為是因為管理層的長期剝削。
由於在芝加哥南部發生了國殤日大屠殺事件（媒體使用了“大屠殺”這一措辭），羅斯福於6月29日召開了記者招待會，他表示罷工中的雙方都是違法的：“對雙方而言，這都是場災難。”。所以當羅斯福的司法改革議案告一段落後，他就和這些工會的領導人保持了距離。
雖然法院改革事件讓羅斯福在政界的聲譽受損，然而他在美國民眾心中的地位依然穩固，羅斯福也從未懷疑過公眾對他的一貫支持（事實也是如此）。他得以任命一位新法官，而且使法院在對他的改革方案做出判決時態度不再那麼咄咄逼人，這使得他的很多方案都能得以通過。他在這次風波中所做的公開演講也打動了很多人，他也高姿態地接受了最後的裁定。有些人原本認為他是個狂熱的獨裁者，現在他們的這種疑慮盡管沒有完全消除，但也開始減退。他仍然很受歡迎，而且1937年的失業率仍在持續下降，他的政敵的日子也不好過。當然，令人不解的是，為什麼這樣一位有才能的領導人，在處理如此重要的事件時，手法會不夠高明。
盡管法院之戰鬧得不可開交，政府的一些法案還是在第二年春夏之交時獲得了通過。
羅斯福還通過立法達到了防止逃稅的目標。他斷言：“逃稅問題涉及所有美國人的道德與良知。少數富裕階層如果成功地逃稅，那麼將會產生連鎖反應，會帶動其他人像逃稅那樣逃避法律。”
羅斯福把美國乃至世界範圍內收入分配不公以及與大蕭條做鬥爭作為首要大事，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令人吃驚的是，這位公民憲法權利（其中又以財產權最為重要）的捍衛者，對公民的財產權並沒有太多考慮。
羅斯福認為從富人手中拿錢不應該有什麼道德約束，他把拿的錢分配給日益膨脹的政府機構，同時把剩下的錢分給需要的人，這種收入再分配的方法也比較武斷而且不科學。羅斯福的這種以納稅人利益為代價、廣泛給予公共機關補貼的做法，激起了他的政敵心中的怒火。
羅斯福似乎從未考慮過他的一些政治姿態所包含的道德內涵。在他對經濟問題所發表的評論中，也時不時地會出現一些漫不經心的姿態。
1937年春天，在舉國關注的小羅斯福和艾斯特·杜邦的婚禮上，羅斯福總統表現出來的一些品行也讓人不敢恭維。盡管艾斯特的父親億萬富豪杜邦是羅斯福總統的死敵，但是羅斯福表現得還是像個紳士（當然他本身就是個紳士）。然而，總統和很多到場祝賀的朋友過分親昵，這與婚宴的氣氛很不協調。羅斯福還很喜歡眾星捧月的感覺，也喜歡鋪張豪華的場麵。用他兒子詹姆斯的話說：“父親親吻了所有的伴娘。”
羅斯福最終決定讓亞拉巴馬州的參議員雨果·布菜克來替代範·德萬特，擔任最高法院中的法官職位。
羅斯福因公前往芝加哥，給一些新政的大型公共工程助威呐喊。約有七八十萬狂熱的群眾夾道歡迎他。他在途中多次受到民眾的熱情歡迎，這表明盡管他與最高法院之間進行了殊死鬥爭，但是他在美國民眾心中受歡迎的程度絲毫沒有因此而減弱。
總統此時的外交政策也進行了及時的調整。1937年，西班牙內戰升級了。1936年底叛亂的民族主義分子對馬德裏發起攻擊，但被100多輛蘇聯坦克和軍隊打敗了，緊接著是雙方的長期對峙。在整個西班牙，戰爭雙方都犯下了殘酷的暴行。民族主義分子也許罪行更加突出，但是共和派也開始對羅馬天主教牧師進行了有計劃的大屠殺。這當然點燃了美國3000萬羅馬天主教徒心中的怒火。這些天主教徒幾乎占了美國總人口的1／4，而且占到了羅斯福穩定票源的1／3～2／5。
1937年4月26日，納粹空襲了西班牙的一座小城格爾尼卡，而該城鎮裏沒有任何軍事目標。這種令人發指的行徑遭到了公眾的譴責，也被畢加索永遠地保存在了他的名畫中。對羅斯福而言，他有意淡化自己在這件事情上的立場，幸運的是2／3的美國人對西班牙交戰的雙方都沒什麼偏向。在那些有偏向的人中，支持共和派的人和支持民族主義者的比率大約是5：3，這個比重懸殊並不大，較之美國國內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比率要小得多，所以不會引發直接的宗派主義分歧。西班牙的共和派日益倚重於蘇聯，而民族主義分子則得到德國和意大利納粹的支持，這加深了大部分美國人對雙方的嫌惡。